我小時候在菲律賓，日常多使用地方方言，就讀Baluerte Elementary School，學校採用英語教學。家裡只有父親通曉中文，平時溝通大多是菲語、英語。父親返回菲律賓後不久，五月中旬，伯父就安排我進入鄰近的瑞芳幼稚園插班，做中文速成學習。屋中長輩也會幫助我練習廣東話，教導華人傳統禮節習俗。司機劉東更被託付重任，每日督促我閱讀中文兒童刊物《兒童樂園》，堅持練習書法。
不論平日還是放假，都要備好文房四寶練毛筆字，臨摹「上大人孔乙己」這類九宮格字帖。對於剛來到香港的七歲孩童，這一堆功課讓我滿是無奈，內心暗自覺得：菲律賓讀書要比香港輕鬆寫意得多。
在瑞芳幼稚園短短三個月，老師見我中文進步明顯，建議我找小學一年級就讀。那時候附近名校林立，瑪利諾、拔萃男校、拔萃小學、喇沙、華仁、培正，還有外籍學童就讀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可是等我完成幼稚園的中文速成，已經臨近九月，各校招生早已截止。幸得伯父託嶺南大學舊友、中華製漆創辦人林堃從中斡旋，拜會九龍塘宣道會小學校長崔鼎動，讓我入讀該校小一。宣道會小學本身也是1955年才新創辦的學校。
當時我的菲律賓護照名字是Ricardo Lee，還沒有兒童身份證，報讀學校需要中文姓名。林堃便將我的外文名字音譯，取名「李家道」。這個名字伴隨我多年，直至1974年，我二十六歲，透過法律宣誓文件（Affidavit）正式更名為曹家道，護照的英文名字則維持不變。
就讀小一期間，我的中文進步很快，英語科常常拿滿分，深受老師讚賞。這得益於菲律賓求學時養成的英語習慣，加上宣道小學一至三年級使用OEC（Oxford English Course），課本內容淺白簡易，對我來說毫無難度。因為英語成績突出，不僅同班同學時常找我請教，就連小三的學兄也下課跑過來問問題，一時間應接不暇，現在想起來，當時自己活像個風頭一時無兩的神奇小子。在宣道小學，我一到三年級中英算各科表現優異，屢次拿獎狀，成績單上經常寫着「品學兼優」的評語，家中親人都很欣慰。
二姐曹倩在瑪利諾修院學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的學業更為出眾，中學會考取得五優三良的亮眼成績，伯父與姑母對她格外疼愛。大姐曹幗亦不遑多讓，畢業於著名的拔萃女書院（Diocesan Girls' School, DGS）。
修畢大學預科後，大姐於1957年先行赴美，乘搭「美國總統輪」克里夫蘭號（Cleveland），入讀奧克拉荷馬浸會大學（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 OBU）。1958年7月，二姐則乘搭威爾遜號（Wilson），遠赴美國入讀赫赫有名的麻省衛斯理女子大學（Wellesley College）。我和兩位姐姐在香港相處的時光只有短短兩年。原本在家寄居的姑母，也於1964年移居美國芝加哥，與兒媳團聚。
姑母雖不擅長舞文弄墨，卻常常寫下滿含真情的書信寄回香港，信裡多是勸勉教誨，字裡行間滿是親人牽掛，深深影響我做人處事的態度。
二姐就讀的衛斯理女子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聯繫緊密，這所名校培養出許多聞名世界的女性，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還有民國時期的宋美齡，都出自這間學府。1961年，二姐與時任臺灣副總統陳誠的長子陳履安結婚，陳履安的外祖父為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陳履安歷任台灣國科會主委、經濟部長、國防部長、監察院長。
二姐育有四男一女，兒子陳宇廷2002年與藏族歌手央金拉姆結婚；女兒陳宇慧，原本從事金融行業，後埋頭創作武俠小說，筆名鄭丰，作品得到金庸、倪匡兩位大師高度肯定。
小學低年級成績亮眼，後期我的學業便歸於平平。1961年，我轉到牛池灣聖約瑟中英文學校就讀六年級。學校隸屬天主教喇沙會，設有文理課程，師資優良。除一般科目，我還報讀為期兩年的法文班，由外籍神父執教。因為從小在菲律賓接觸拉丁語系方言，學習法語對我並不困難，拼讀與發音在班裡成績最好。這段法文基礎，在數十年之後我赴法工作的時候，派上很大用場。
聖約瑟中英文學校，由孫保祿修士（Brother Paul Sun）1958年創立，他兼任校長直到1975年。開校之初，中小學教師一共23人，學生410人。早期校舍設施不足，初中階段我們要跑到喇沙書院的實驗室上實驗課。校址坐落在牛池灣，鄰近淘化大同工廠，也就是今日的淘大花園，不遠便是鑽石山。我每日搭巴士往返學校，午飯要麼自備便當，要麼約同學去校外食肆吃飯。我們最常光顧聯誼路通往鑽石山寮屋區內一間沒有招牌的四川擔擔麵小店。
店面不起眼，但擔擔麵味道正宗，吸引大批食客專程前來。店內座位不多，老闆楊先生總會盡量給我們安排位子。附近有電懋、永華、堅成、嘉禾多座電影製片廠，不少影星常在附近出入，林鳳、蕭芳芳、陳寶珠、喬宏，名導演李翰祥、影視大亨邵逸夫也曾光顧。後來寮屋區大火將店鋪燒毀，老闆本打算結業，幸虧李翰祥、李麗華出手相助，食店得以復業，李翰祥更為小店取名「詣藜園」，寓意客人「永遠來不完」。自此詣藜園名聲大噪，幾乎成為擔擔麵的代名詞。
七十至八十年代，政府規劃重整鑽石山，籌劃大規模市區發展、興建高速公路，寮屋區最終在九十年代末面臨清拆。2001年1月，詣藜園搬遷到紅磡蔡瀾美食坊，經媒體報導，食客絡繹不絕，門庭若市。
說起聖約瑟中英文學校，不少各界名人都曾在此求學。演藝界有黎小田、陳嘉上、石修、林嘉華、黃子華、谷德昭；商界包括劉鑾雄（華人置業主席）、綽號神童輝的羅兆輝、海洋公園前副行政總裁李繩宗；政界公職有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體育界則有前港隊游泳代表王敏超。
---
第十章 太子道二七七號
我家所在的太子道一帶，是當時的高尚住宅區，環境幽靜。附近有瑞芳幼稚園、瑪利諾修院學校、喇沙中學，還有地標一樣的聖德肋撒教堂。這一帶住了不少影壇名人和政商人物，張瑛、李麗華、嚴俊，長輩常常提起這些名字。我年紀小，聽不懂誰是誰，只知道街坊招呼熱絡，孩子在巷子裡追逐嬉鬧——這是我最初的香港印象。
鄰里之間關係親厚，大家互相照應，經常串門。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不單是我的家，也是戰後香港社區人情的一個縮影。
而我家飯廳，是另一種熱鬧。伯父（曹耀）朋友多，先輩的嶺南大學同學、親朋故舊，一來就是一圍人。那時候有錢人家請客，很少上酒樓，多半是請到會——廚師帶著夥計、鍋碗和食材，親自上門，在我家灶間開工。我年紀小，最喜歡站在灶間門口看他們煮菜，鍋裡火光一起，香味飄出來，說多香有多香。
到我家的到會，最有名的是「徐福記」，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福臨門」。創辦人徐福全十四歲入行學廚，吃過不少苦，練得一手好菜，年紀輕輕已入清朝官邸做家廚，後來還當上了何東家族的主廚。何東爵士是開埠以來的首富，能在何家灶頭掌勺，自然不是普通人。一九四八年，他自己出來創業，開了「福記」做外燴，專為有頭有面的人家上門辦宴。
說來有趣，徐福全到了我家，反而不怎麼下廚，多半與先輩們在廳上打天九牌。他牌運差，幾乎每賭必輸，輸了也不介意，笑瞇瞇照樣開席。有一次大家笑他：「徐福記、徐福記，豈不是把福氣都『記』走了？」不如改叫「福臨門」，福氣臨門，多好意頭。他聽了很開心，真的就改了名。
聽說改名之後，生意果然愈做愈旺。福臨門要到一九七二年才在灣仔莊士敦道開第一間門市，那是後話，但我家飯廳裡的這個「福臨門」，我老早就見過了。
除了徐福記，家中宴會也常請鳳城酒家來做。鳳城是順德菜，一九五四年元旦在銅鑼灣伊榮街開業，創辦人馮滿是順德名廚，四十年代來港，曾掌山光飯店廚務。順德菜最考功夫，刀工、手工、火候一樣都馬虎不得。大良炒鮮奶、金錢雞、脆皮炸子雞，一上桌，滿座都是讚歎聲。
長輩口中還有一家特別的餐廳——車厘哥夫（Cherikoff）。那是俄羅斯人開的西餐廳，在彌敦道一百八十四號，山林道與柯士甸道之間，正對九龍警署，樓下賣鳥結糖、西餅，樓上才是餐廳。
那時我年紀小，只知道那裡有香甜的鳥結糖。後來長大後才明白，這間餐廳背後承載著一段沉重的白俄流亡史。
當俄國帝國崩潰後，一百多萬忠於沙皇的人逃離了國家。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們中有30萬人居住在中國，主要集中在哈爾濱和上海。起初，他們過著舒適的生活，但當中國於1924年正式承認蘇聯時，白俄羅斯人成為了無國籍人士。
許多難民很難找到工作。一些人曾在俄國皇家軍隊服役，這使得他們成為保安和警察的理想人選。在20世紀30年代初，大約有30名白俄羅斯人被香港警方聘請，加入一支約100人的特別反海盜部隊。其他人在中國各地漂泊，試圖在一個日益不穩定的國家中謀生。
五十年代大批白俄難民由上海、滿洲輾轉來港，有本錢的便開起餐廳。當年香港的正統西餐，多半是俄國菜：雄雞、ABC、太平館、車厘哥夫，都是老一輩的集體記憶。車厘哥夫的第一家餐廳設立在彌敦道184號，最後一位俄羅斯老闆名叫 Vic Cherikoff，後來移民到了澳大利亞。八十年代餐廳轉手給王氏家族時，我幫他們申請融資，只有一個條件：一定要保留「車厘哥夫」這塊招牌。小時候在飯桌上聽來的名字，幾十年後由我親手參與延續，這也算我與老香港的一點緣分。
搬到太子道大宅之後沒多久，天井裏就多了一串腳步聲。張玫是我們鄰居張軍光家的女兒，年紀跟我相若，生得活潑，笑起來聲音很響，隔一道牆都聽得見。兩家挨得近，她時常一個人跑過來曹家吃飯，也不用誰請，熟絡得像半個曹家人。飯後我們就在天井玩「跳飛機」、捉迷藏。她跳飛機總是比我快，一格一格蹦過去，回頭看我還在原地算格子，就笑我：「李家道，你咁慢㗎！」
那幾年，兩位姐姐先後赴美升學。大姐曹幗中學畢業於拔萃女書院（DGS），於一九五七年乘搭「美國總統輪」克里夫蘭號（Cleveland），前往奧克拉荷馬浸會大學（OBU）；二姐曹倩中學畢業於瑪利諾修院學校（Maryknoll），於一九五八年乘搭威爾遜號（Wilson），遠赴麻省入讀頂尖的衛斯理女子大學（Wellesley College）。
大宅裡少了女孩的歡聲笑語，姑母喜歡張玫，伯父伯娘更疼她。伯娘見她活潑可愛，久而久之，索性在口頭上認了她做誼女。張玫叫我伯父做「誼父」的時候，也不用什麼繁文縟節，就是飯桌上長輩們一句親切的戲言，事後她照常在天井裏大喊大叫。長輩的疼愛沒有把她變成一個規矩裏的小姐，她還是那個笑聲很響的女孩——這一點，我如今想來，格外分明。
張家的孩子多。軍光伯有五個子女，依次是長女張玲、次女張愉、兒子張明、三女張玫，還有幼女張瑞。我玩得最多的除了張玫，就是她哥哥張明。我們三個在天井裏度過的下午，比我在學校裏記得的任何一課都長。那是我在香港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快樂。當時我只覺得尋常，如今才知道，那種隔一道牆就是朋友的日子，一生不會有太多。
軍光伯這個人，我接觸不算多；他的事蹟，大半是後來在飯桌上聽伯父、姑母講的。伯父說，張軍光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初來到香港，是居港蘇浙滬商界裏數一數二的活躍人物。一九五〇年，他聯同製片人蔣伯英和銅鑼灣一間豪華夜總會的老闆溫先生，從石鐘山手中接辦了荔枝角那片荔枝園，改名「荔園遊樂場」，自己任董事長。據姑母說，他們斥資約一百萬元，從美國訂購摩天輪、過山車、騰空飛艇、碰碰車，改為全年開放，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幕，轟動一時。這些我沒有見過，都是聽來的。
既是近鄰，又同是在香港落腳的上海人，兩家自然走動得勤。張軍光跟居港的蘇浙滬商界又極稔熟——這一點，後面第十一章再細講。
荔園那個班底，本身就是半個娛樂圈。園內建起可容一千人的冷氣劇院，于素秋劇團夜夜登台，潘有聲、伊秋水、黃金愛這些名字，五十年代愛看粵劇的人沒有不曉的。一九五八年，張軍光從面臨破產的同鄉、馬戲團老闆沈常福手中，買下鎮團之寶大象天奴（Tino），收養在荔園。
我自己去過荔園，也見過天奴。那是一頭龐然大物，站在圍欄裏面，慢條斯理地捲起長鼻，把遊人遞過去的香蕉捲進嘴裏。園裏人山人海，摩天輪轉個不停，劇院門口貼着大大的戲橋。我擠在人群裏，仰起頭看那頭大象，心裡想：這就是張玫爸爸的園子。
好景不長。荔園開頭五六年，日日逾萬遊人；一九五七年之後，生意忽然走下坡。姑母說外間傳聞紛紜，後來我在報上讀到韋基舜道破：是園內上演脫衣舞太明目張膽，被當局「放蛇」冚檔拉人，從此元氣大傷。張軍光意興闌珊，有意賣盤。同鄉邱德根聽聞，跟他談了一個下午，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邱德根時代的荔園是另一段故事了：羅文在那裏當過三個月驗票員，陳寶珠、蕭芳芳、鄭少秋、七小福年輕時都在荔園的台子上登過場。但舞台，是張軍光搭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報紙登出來的那天，我想起的竟是張玫——不知道她看見沒有。
她父親建起一座遊樂場，我在長輩的話語裏聽見它的喧鬧，又親自走進去，看過那頭大象。別人講荔園，講大象天奴、講于素秋；我講荔園，先想到一個鄰家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