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台灣的二姐姐陳曹倩的啟發與指導下，我踏上了一段充滿意義的書寫旅程。當時（一九八二年），世界知名船王董浩雲先生辭世，董家計劃編撰《董浩雲日記》，以記錄其一生事蹟，內容依循其生前日記，按時序方式鋪陳。過程中，董家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負責撰寫，並交由中文大學出版。書中曾提及董浩雲與先輩曹耀先生的友誼，惟相關內容尚嫌闕如，遂由董浩雲先生子女董建華、董建平委託二姐姐補足這一章節。曹耀先生在香港擁有豐富而精彩的一生，特別在銀行界聲譽卓著，人稱「銀行醫生」。只是二姐姐早年遠赴美國求學，對先輩在香港的發展與背景所知有限。相較之下，我自幼耳濡目染，隨侍先輩左右，對其數十年的成就及曹家的歷史，有較深刻的理解。於是，這份記錄與撰寫的責任，最終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身上。
最初動筆，是為完成一份責任。隨着研究逐步深入，曹耀先生於中國與香港的種種事蹟，層層展現出令人神往的故事線索，令我難以自拔。十年寒暑，筆耕不輟，終於完成這段歷史的整理，特別聚焦於先輩在商界及金融界的貢獻。時至今日，這份作品已臻成熟，得以編纂成一本半自傳式的家族著作。它記錄了曹家的傳奇與點滴，或許稱不上暢銷書，卻是我心中無價的回憶與成就。
這段書寫的旅程，使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家族，也更加珍惜這份世代相傳的精神。我深信，世間每個家族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這些看似尋常的片段，往往蘊含着珍貴的價值觀與精神傳承。藉此書，我期盼能讓更多人了解曹家的歷史與信念，同時也啟發更多人去探尋、思考自己家族的故事。
我要感謝每一位支持者，尤其是我的姐姐們——沒有她們的鼓勵與協助，這本書無法完成；也感謝所有陪伴我走過人生的人，因為有你們，我的世界才多姿多彩、意義非凡。
最後，願這本書成為一份見證：見證曹家的歷史與價值，也促使更多人反思家族的意義與傳承。
曹家道 謹識
序 窗簾後的少年，與消失的銀行王國
人老了，就喜歡坐着。坐着，不動，讓思緒自己飄。
窗外是現在的太子道，高架路橋橫跨街道，車流從早到晚沒有停過。我閉上眼，卻總能聽見七十年前的聲音：那是英軍裝甲車履帶碾過石板路的「咯吱」聲，是傭人阿玲壓低聲音說「李鄭屋那邊死人了」的啜泣，還有電話聽筒裡，那個被我誤聽成「張化灰」的將軍名字。
我來香港那年，七歲半。一個連廣東話都聽不懂的菲律賓僑鄉孩子，一頭撞進了冷戰邊緣的香江。
很多年以後，我坐進了中環太子行的冷氣寫字樓，看着伯父曹耀如何一手創辦海外信託銀行，又看着這座金融帝國在一場「支票輪」風暴中轟然倒塌；我陪着「中國船王」董浩雲吃過飯，也親眼看着「股壇大廚」黃坤從身家百億的梟雄，成為法庭上的被告；我甚至拿着法文文件，在法國中部的廢塑料工廠裡，當起了環保項目的CEO。
這本書裡，有豪門夜宴的觥籌交錯，也有僑鄉長輩用一張「假紙」買來的血淚金山夢；有徐展堂收購中漆的商戰算計，也有傳媒教父黃應士與名嘴劉家傑的恩怨情仇。
有人問我，什麼是香港？
我說，香港是灣仔那尊日夜俯視車流的「大佛口」招牌，是深水埗街頭那些無處安放的旗幟，是四十尺貨櫃裡裝滿的法國廢塑料，也是我練毛筆字時，寫到紙化灰的那個「化」字。
舊人、舊屋、舊光影。這座城市改變了太多，但有些東西，永遠長存心底。現在，請容我拉開這道時光的窗簾，帶你回到那個沒有褪色的舊香江。
人物稱謂對照表
稱謂 說明 出現章節
曹家道 作者本名，1974年法律宣誓改名 全書
李家道 1956年入學登記名，林堃音譯 第5、6章
Ricardo Lee 菲律賓護照英文名 第2、3、6章
曹耀 伯父，銀行家，海托創辦人之一 第3、5、7、16章，外篇，附錄一
曹臻 父親，菲名Manuel Lee 第1章
曹帶娣 姑母，1964年移居芝加哥 第1、4、6、23章
劉東 司機，教作者寫字 第4、5、6、15章
張軍光 荔園創辦人，鄰居 第10、11、14章
黃錫彬 伯父摯友，海托、亞洲保險創辦人 第16、17章
黃克立 海托副董事長，後獲大紫荊勳章 第16、18、25章
黃應士 黃錫彬之子，TVB新聞教父 第17章
林堃 中華製漆創辦人，引薦入學 第5章、第29章
徐展堂 企業家，中漆收購戰主角 第29章
黃坤 東方明珠主席，作者曾參與其法國環保項目 第30、31章
劉家傑 傳媒人、英語名師，作者培訓合作夥伴 第21章
韋少伯 二天堂藥行創辦人，大佛口傳奇 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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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落腳（1955–1961）
第一章 伊洛伊洛的孩子
在伊洛伊洛市（Iloilo City）的一個古樸的區域，叫做莫洛區（Molo），我度過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從熱鬧的慶祝活動到熱情好客的人民，家鄉在我的內心深處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
菲律賓，一個多民族群島國家。漫步其間，你會發現這裏有湛藍剔透的海水，有一望無際的田野、椰子樹和燦爛的陽光。若是細看，你還會發現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們的生活狀態，都是一出別樣的風景。就像童年時在田野裏玩耍的記憶，如夢一般遙遠而美好。那時候，家鄉的田野是我們的天地，我們的樂園。直到某一天，一聲召喚，打破了那平靜的生活。那個叫我名字的聲音，是我媽媽的最後呼喚——是告別過去、迎向新生活的開始。
伊洛伊洛市本身是菲律賓西米沙鄢地區的一顆珍寶，以「愛之城」聞名，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氛圍。我出生的莫洛區，以歷史悠久的教堂、宅邸和美味的特色美食聞名，保存完好的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築，將你帶回到過去。
談到莫洛區，就不能不提到聖安妮堂（Santa Ana Parish Church），更常被稱為莫洛教堂。這座標誌性建築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歷史地標，堂內供奉的聖像全是女子，人稱「女聖人之堂」。它宏偉的外觀和複雜的細節從不辜負遊客的期望，人們可以花上幾個小時探索教堂的周圍，深入了解每一個角落背後的故事。
除了文化奇觀，伊洛伊洛還因熱心的人民而聞名。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為伊隆格（Hiligaynon／Ilonggo），他們以熱情好客和真誠友善著稱。在莫洛區長大，我親身體會到社區的溫暖與善良——那是一個鄰居就像家人、陌生人受到最大尊重和關懷的地方。
家族淵源
說起我的根，不能不先說曹家。曾祖父一輩已是台山人，漂洋過海。到了祖父曹行煖，前後育有五個子女：姑媽曹帶娣、大伯曹觀、二伯曹烽、伯父曹耀，還有排行最末的父親曹臻。三十年代，祖父先後帶了觀、烽、臻三個兒子到菲島，在怡朗市開辦勝利餅乾廠（Victory Bakery）。Molo一帶正是怡朗的華人聚落，我們家開餅乾廠，做的多半也是華洋兩路的生意。
好景不長。戰時日軍犯菲，怡朗淪陷，餅乾廠遭戰火摧毀，二伯曹烽在廠內罹難。這是曹家記憶裏第一道深深的傷口。
父親曹臻，廣東台山廣海人，幼時隨祖父往怡朗市營商，後來歸化菲籍，取了個菲式姓氏Lee，子女也隨之姓LEE。父親的洋名是Manuel Lee，二次大戰期間，菲律賓仍是美國殖民地，他服役當上了美國海軍。母親名叫Segundina Malahabour；我的外公有西班牙血統，難怪我和幾個兄弟，以及我們的直屬子女，都帶着少許南歐人似的輪廓和模樣。
關於戰前的事，我是後來「據悉」的：父母本育有十五個子女，但日軍侵菲時慘遭大規模屠殺，戰後祇餘下三個兒子——Magdaleno、Manuel Jr.和Romeo。我是1948年戰後出生的，為生還者計，排行第四；隨後又添了兩個弟弟Dolfo和Virgilio。父親前後共育有六個兒子。十五與三、生與死之間，隔着一場戰爭；大人們很少細說，孩子們是不敢多問的。
大伯曹觀和父親一樣，大戰前後一直留在怡朗市，並在當地先後娶菲人為妻、成家立室。大伯娘名叫Maria Amandi，為大伯育有一兒二女。曹家五房之中，只有伯父曹耀戰前大部分時間留在廣東讀書，後來成了銀行家；其餘各房，都在怡朗落地生根，成了帶着台山血脈的菲律賓人。
所以，當1955年伯父在香港興起「從弟弟的兒子中過繼一個」的念頭時，六個候選的孩子，都遠在怡朗。
我沒有親眼見過挑選的那一幕，但我後來看到了一張決定我一生命運的照片。那是一張黑白照，左邊站著我（親友叫我 Carding），右邊是年僅四歲的弟弟 Dolfo。照片下方，附著一張用英文打字機打出的泛黃紙條。紙條上對我的評語是：「A fine boy of promising opportunity, bright like you brother.」（一個充滿美好前景的好男孩，像你兄弟一樣聰明。）
（排版建議：此處放置跨頁或半頁大圖。圖說：決定命運的相片。左為七歲的筆者（Carding），右為四歲的弟弟 Dolfo。下方是當年附在照片後的英文評語，也是伯父曹耀挑選繼子的重要依據。）
就這樣，我「幸運地從一張照片中被挑中」。帶著這幾句簡短的評語，1956年4月26日，七歲半的我由父親帶著，坐上那架編號 PI-C342 的螺旋槳飛機，離開 Molo，前往香港。
Molo 的孩子，從此成了九龍塘的孩子。但餅乾廠的焦味、十五個名字的空缺、還有菲律賓的烈日，都跟著我一起上了飛機。
回顧我的童年，我不禁對自己的根源心存感激。莫洛的魅力給了我冒險精神、對文化多樣性的深刻讚賞，以及對菲律賓傳統的深厚情感。我的出生地，伊洛伊洛市的莫洛區，將永遠在我心中佔據特殊的位置。
第二章 第一本護照
我在一九五五年、年幼的時候，在馬尼拉外交部辦理了人生的第一本菲律賓護照。獲得第一本護照，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它打開了心愛的伊洛伊洛市以外的無限可能和冒險。作為一個孩子，想到探索不同的國家、體驗多樣化的文化，我就充滿了興奮和好奇。
簽發護照的，是當年菲國外交部長兼任副總統的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P. Garcia）。加西亞一九五三年當選副總統，一九五七年麥格塞塞總統（Ramon Magsaysay）座機失事罹難，他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後來更獲得連任，在塑造菲律賓歷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影響力不僅限於政治，還觸及像我這樣年輕有抱負的旅行者的生活。
在那個紛擾的清晨，媽媽給我悉心打扮，爸爸在旁匆匆催促，一家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感到既迷茫又無助。我只是一個孩子，對於未來充滿了未知，卻不得不接受這個挑戰，不得不踏上那去往香港的飛機。
站在飛機上望著窗外的雲海，心中湧動著恐慌與矛盾，喜悅與不安交織在一起。從此以後，我，這隻孤鴻，將在異國他鄉，展開新的人生征程。
第三章 從菲律賓到太子道
父親在菲律賓的時候，已經跟伯父商量好了。伯父曹耀在香港忙於處理剛創立的海外信託銀行，主持大局，身邊沒有子嗣，父親便安排我來香港，過繼給伯父。這件事不是臨時決定的，是兩兄弟在菲律賓坐下來，一封信一封信商量出來的結果。
父親跟我說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在交代一件早就想清楚的事。我那時七歲半，不太懂「過繼」是甚麼意思，只知道要坐飛機去一個很遠的地方，跟一個不熟識的伯父住。
我坐的是菲航。飛機低飛掠過九龍城，樓宇密密麻麻，像一片灰白色的森林。機輪觸地的一刻，啟德機場的跑道震了一下，我整個人往前傾，手裡攥着的護照差點掉在地上。
走出機艙，空氣潮濕悶熱，停機坪上熱氣蒸騰。踏入九龍的一刻，街頭滿是我聽不懂的粵語，招牌密密麻麻掛在樓下。伯父派車來接，汽車沿太子道一路前行，兩旁建築不斷向後退去。我趴在車窗，靜靜打量這座陌生城市。這條路，從此成為我少年歲月的起點。
太子道很長，橫貫九龍東西。靠近機場那一頭，路旁有一間雜貨鋪，門口擺着幾個木箱，裝着瓶裝豉油、腐乳同罐頭，牆邊靠着掃帚同竹籮。老闆是個矮胖的中年人，終日圍着一條洗得發白的圍裙，站在門口和街坊閒聊。有人來買豉油，有人來賒一包鹽，他都慢條斯理地招呼，一邊秤貨一邊講幾句家常。雜貨鋪旁邊是茶餐廳，再過去是裁縫店，店鋪老闆們彼此熟絡，誰家孩子放學經過，都會被叫住問一句「食咗飯未」。
那時候這裡還沒有密集的商業大廈，沿路大多是兩三層高的唐樓，部分是西式大宅，牆身是淺米色灰泥，鐵欄圍起小小的花園，門前種着大樹。街上的私家車不多，更多是單車、人力車，偶爾有巴士緩緩駛過。人與人之間距離很近，滿是濃厚的市井人情。
伯父的大宅就在這條路上，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一幢帶小花園的西式樓房，旁邊挨着一間小小的咖啡屋。推開鐵閘，石板小路通向大門，院子長着幾棵鳳凰木。春夏時節，紅花滿樹，落花鋪滿地面。大宅內裝有吊扇，緩緩轉動，帶來微弱涼風。客廳傢俱厚重，沙發是深色皮革，牆上掛着畫作。
那間咖啡屋沒有招牌，只在門口擺兩張小圓桌，幾把藤椅，一個玻璃櫃放着西餅。老闆是個中年男人，終日穿着白恤衫，話不多，沖咖啡的手勢卻很穩。早上，咖啡香會飄過鐵欄，飄進花園。我起初只是聞到，後來有一次，伯父帶我過去，坐在門口的藤椅上，叫了一杯咖啡和一塊蛋撻。那杯咖啡我喝不慣，苦，但蛋撻很甜。後來我放學經過，偶爾會停下來，隔着玻璃櫃看裡面的西餅。老闆有時會遞一塊出來，說：「試下，新鮮出爐。」我接過，說多謝，然後站在門口吃完才回家。
初來的日子，孤獨感時常籠罩我。遠離父母，身邊所有人都在用粵語交談，我只能茫然地聽着。空閒時，我會獨自站在花園，望着太子道來往行人，腦海裡思念遠在菲律賓的家人。
那趟飛行的細節，我在另文中記得更仔細。附於此處，以存其真。
補記：航班回憶
關於那趟1956年4月26日的飛行，後來我另有〈航班回憶〉一文，記述較詳，可與本章並讀。
我的出生地是菲律賓怡朗市的Molo區。1955年，我七歲，在馬尼拉的外交部取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菲律賓護照。替我簽發護照的，是當年的外交部長兼任副總統加西亞（Carlos P. Garcia）。
1956年4月26日，七歲半的我，在父親帶同下踏上了從馬尼拉飛往香港的飛機。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飛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離開怡朗、離開菲律賓。
最近，我翻出了那本早已過期的護照。磨損的1956年護照頁上，英國駐馬尼拉領事館當年蓋下的入境簽證章和出境章還在，日期清晰地顯示着1956年4月26日；一枚出境記錄的印章旁，「PIC-342」幾個字樣躍入眼簾。我帶着好奇和懷舊之情，在菲律賓航空公司的網站上搜索，竟找到了一架飛機的圖像，機尾編號正是「PI-C342」。那一刻，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當年載着我和父親來香港的那架螺旋槳飛機。
網上資料顯示，1950年代的菲航，國際航點不多，航班並不頻密。當年橫渡南中國海的一程，螺旋槳飛機要飛上好幾個小時。七歲半的孩子不懂什麼叫離鄉，只知道飛機下面是一片藍，前面是一座聽大人說過許多次的城市——香港。
這段記憶，我後來也寫進了回憶小說《往日時光》中。人生就像一場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風景和感受。
第四章 家規與毛筆字
伯父曹耀是一位行事嚴謹、沉默寡言的商人，終日為銀行的業務奔波。他把我接進大宅，便把我當作自己的兒子來教。他的家庭有一套完整嚴格的家規，不是寫在紙上的條文，而是全家人默默遵守的習慣。
姑母負責教導我，耐心逐條解釋。坐私家車，我只能坐前排副駕，後座永遠留給長輩與貴客；在家裡不能穿短褲涼鞋走進客廳；設宴招待客人時，我要跟傭人在偏廳吃飯；伯父外出回家，我要主動替他換拖鞋、擦皮鞋；平日說話一定要有禮貌，嚴禁粗口；電話響起，優先由大人接聽，若大人不在，我要仔細記下來電者姓名、來意，留字條轉交。
家中流傳着一套沒有落於紙面的教條，兩位姐姐向來都謹慎遵守，這便是曹家不成文的家規。這些規矩除了華人家庭共通的禮節、當年中上階層普遍奉行的準則之外，還專門為我增訂了數條要求：
· 乘坐房車只能坐前排座位，後座是留給長輩與客人；
· 不可以穿着短褲、涼鞋、內衣走進客廳、飯廳；
· 家裡設宴招待賓客用餐，我需要跟傭人在偏廳吃飯；
· 伯父返家，要上前替他更換拖鞋，並且將皮鞋擦拭乾淨，這門擦鞋的手藝，還是司機劉東傳授給我的；
· 說話必須講禮貌，禁止使用粗俗口語，像是老豆、老母、老媽子、吊居、鬼佬這一類詞都不能說；
· 電話鈴響，優先交由大人接聽，如果屋裡沒大人，我才可以接聽，務必問清來者姓名，寫下字條轉告家人。
這些家規與禮儀，對於年幼的我而言需要慢慢適應，難免時常疏忽犯錯，鬧出不少笑話。
這一整套規則，壓在一個七歲半的孩子身上，實在不輕易。我時常疏忽，犯各式各樣的小錯。每次犯錯，姑母不會嚴厲責罵，只是溫和地再次提醒。伯父則大多沉默，只用眼神示意我反省。那時候我還不懂，這些看似刻板的家規，本質上是舊一代華人對修養的堅持。他過繼我，不單是給我一間房、一碗飯，是要把我教成一個行事有分寸的人。
司機劉東負責每日監督我的學習。每天下午，他把毛筆、墨條、毛邊紙鋪在木桌上，擺好《兒童樂園》刊物。我靠這本刊物一點點累積中文詞彙，劉東逐字讀給我聽，解釋意思，教我發音。
練毛筆字更是每日必修。除了《兒童樂園》上的故事，劉東還教我寫舊時私塾的描紅字帖：「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他說，從前鄉下的教書先生，就是這樣教細路的。
劉東握着我的手，一筆一劃寫「上」字。他說，這個字最簡單，也最難。簡單，因為只有三畫；難，因為橫要平，豎要直，底下那一橫要托得住上面。我寫了十幾遍，橫還是歪，豎還是斜。劉東不惱，只是把紙抽走，換一張新的，再寫一遍。他告訴我，寫字如做人，要穩定，有骨氣，不可浮躁。
後來寫到「化三千」三個字，我卡在「化」字那裏。「化」字左邊是「人」，右邊是「匕」，我總是寫得歪。那日下午，我一張一張毛邊紙地寫，寫壞了就揉成一團，丟在桌腳的竹簍裏。寫到後來，桌面上堆滿了揉皺的紙團，竹簍也滿了，地上散落着幾張。毛邊紙薄，墨跡未乾就揉，手指頭染得黑黑的，連指甲縫都是墨。
最後一張毛邊紙，我小心地寫，一筆一劃，慢得像在描一條很長的路。寫完，「化」字總算站穩了，左邊的「人」和右邊的「匕」互相靠着，像兩個人並肩站着。我把那張紙遞給劉東看。他接過去，點頭說：「呢張唔錯。」然後把紙夾在書裏，說留着，以後可以對比。
姑母後來走進書房，看見滿地紙團，沒有責備，只是拿掃帚把紙團掃到一起。她說：「寫字係咁㗎。寫壞咗，再寫。寫到張紙化灰，個字就入咗你手。」
那時候我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化」字要寫這麼多遍。後來我讀到「化三千」的意思，才知道「化」是教化、是變化、是慢慢把人磨成一種樣子。我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其實也是在學「化」——把自己從一個只懂英文和菲語的異鄉孩子，一點一點化成一個能讀能寫中文的人。
第五章 會所、校長與「李家道」
因為抵港時間太晚，錯過當年小學的招生期，無法直接入讀普通小學。伯父為此費過一些心神，後來跟他的老知己嶺南大學同窗林堃說起這件事。林堃是中華製漆的創辦人，廠房在旺角鴉蘭街，離太子道不遠。他那時常到九龍塘花園會所，伯父週末也愛帶我到那裏喝茶。
會所環境清幽，有草坪、涼亭、幾棵老榕樹。林堃多數坐在靠窗那張藤椅上，手邊一杯咖啡，有時看報紙，有時只是望着窗外。
會所裏還有一位稀客，是陳弼臣。他那時與伯父、黃錫彬等人合創亞洲保險，個子不高，說話帶潮州口音，長年往來泰港，不常到會所；偶爾來了，多數坐在另一張藤椅上，有時跟伯父低聲交談，談的是東南亞的局勢、盤谷銀行的業務、潮州人在南洋的生意網絡。他不會主動跟一個孩子說話，但有一次，他看見我在會所的桌子上練字，走過來看了一眼，用潮州腔的粵語說：「字寫得幾好。你識唔識寫『保』字？」
我搖頭。陳弼臣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個「保」字，說：「保險嘅保。人字旁，加一個呆。做人唔好太精，有陣時要肯吃虧，先保得住人。」
我看着那個「保」字，覺得它跟「化」字一樣，都是要慢慢寫才寫得穩的字。
過了幾日，林堃親自帶我去九龍塘宣道會小學。他走路不快，說話也慢，沿途只問我：「驚唔驚？」我點頭。他笑了一下，說：「驚就啱喇。新地方，人人都驚。驚完就唔驚。」
到了學校，林堃先帶我穿過操場旁邊的走廊，走到一間辦公室門口。門上掛着一塊木牌，寫着「校長室」。他輕輕敲了兩下門，裏面有人應了一聲：「請進。」
推開門，我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坐在辦公桌後面。他個子不高，穿一套深色西裝，頭髮梳得整齊，鼻樑上架着一副圓框眼鏡。桌上攤着幾份文件、一本聖經、一個筆筒。他抬起頭，看見林堃，站起來，繞過桌子走過來。
「林先生，」他伸出手，語氣溫和，「呢位就係你講嗰個細路？」
林堃點頭，拍了拍我的肩：「崔校長，呢個就係李家道。菲律賓返嚟嘅，中文底子薄，但係肯學。」
崔鼎動校長微微彎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靜，不像有些大人那樣一見面就問成績。他看了我一會，問道：「你叫李家道？」
我點頭。
「你喺菲律賓讀幾年級？」
「三年級。」我答，聲音有點小。
「咁你識唔識寫自己個名？」
我猶豫了一下，點頭。崔鼎動從桌上拿了一張白紙和一支鉛筆，遞給我，說：「寫俾我睇。」
我接過紙筆，蹲在茶几旁邊，一筆一劃寫「李家道」三個字。「家」字上面一個「宀」，下面一個「豕」，我寫得很慢，因為那個「化」字我已經寫到紙化灰，我知道一個字要寫得穩，不容易。寫完，站起來，把紙遞給他。
崔鼎動校長接過去，看了看，點頭說：「字寫得幾端正。你練過字？」
「劉東叔教我寫毛筆字。」我說。
他笑了一下，把紙放在桌上，對林堃說：「中文底子係薄啲，但係肯寫，肯學，就冇問題。我哋學校收生，睇成績，都睇態度。」
他轉頭看着我，說：「李家道，你嚟香港冇耐，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唔識寫，係咪好辛苦？」
我點頭，沒有說話。
崔鼎動說：「辛苦係正常嘅。但係你記住，呢度係學校，你嚟呢度，就係學嘢。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冇人會笑你。」
他停了一下，又說：「下個禮拜一，你嚟返學。書單同校服，林先生會幫你搞掂。」
走出校長室，林堃帶我經過操場。下課鐘聲響了，學生從課室裏湧出來，在操場上跑來跑去，說着我聽不太懂的粵語。我站在走廊邊上看了一會，心裡有點緊張，又有點期待。
林堃走在我旁邊，又問：「驚唔驚？」
我說：「有啲。」
他笑了一下，說：「驚就啱喇……崔鼎動校長係好人嚟㗎。佢辦學好認真，但係對學生好好。你喺度讀，我放心。」
入學要登記中文名。我本來只有英文名Ricardo Lee，林堃聽了，想了一想，說：「音譯做『李家道』啦。家，係家庭嘅家；道，係道路嘅道。你嚟香港，係行一條新嘅路，但唔好忘記你來自邊個家。」
伯父點頭，說這個名字好。於是「李家道」三個字，就這樣定了下來，直到一九七四年，透過正式法律宣誓，我才改名為曹家道。
入學之後，每日步行返學，從太子道大宅出發，轉出窩打老道，必經一間叫金華士多的雜貨鋪，離我家不遠。門口堆着一袋袋白米、一籃籃雞蛋，牆邊靠着掃帚和竹籮。老闆李金身型瘦削，終日圍着一條洗得發白的圍裙，多數站在門口。遠遠看見我，他就打招呼：「李家道，返學呀？」我應一聲：「係呀，李叔。」有時他轉身從舖裏拿一顆糖或者一個雞蛋仔塞到我手裏，說：「食咗早餐未？讀書要食嘢先有力。」我講多謝，邊行邊食。本來陌生的一段路，就這樣一日一日走熟了。
在校讀書的日子，崔鼎動校長偶爾在早禱後走過操場，看見我，會停下來問一句：「李家道，讀成點？」我說還好。他點頭，說：「慢慢嚟，唔好急。」跟那天在校長室說的一樣。
這些長輩的影響力，不僅在銀行與製漆，更在整個香港的工商業版圖。林堃與伯父是嶺南大學 1929 年的同屆畢業生，兩人情誼深厚。林堃不僅是中華製漆的創辦人，更在 50 至 60 年代擔任中華廠商會會董，大力提倡「香港人用香港貨」。他的女兒林若星，日後嫁給了民國時期「南天王」陳濟棠的長子陳樹柏，這讓林家的政商網絡更添傳奇色彩。
而那位教我寫「保」字的陳弼臣，則更是泰國華商界的傳奇。他在港成立亞洲保險後，創辦了香港商業銀行（後易名大軍銀行，現為亞洲金融集團）。在泰國，他創辦的盤谷銀行是泰國首家國家級銀行。陳弼臣的孫子陳智思，日後更成為香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我們兩家的世交，就這樣在無形中延續了三代。
（排版建議：此處放置照片。圖說：由右至左：筆者、伯父曹耀、林林若星（林堃夫人）、林坤模夫婦及女兒。）
第六章 上學去
我小時候在菲律賓，日常多使用地方方言，就讀Baluerte Elementary School，學校採用英語教學。家裡只有父親通曉中文，平時溝通大多是菲語、英語。父親返回菲律賓後不久，五月中旬，伯父就安排我進入鄰近的瑞芳幼稚園插班，做中文速成學習。屋中長輩也會幫助我練習廣東話，教導華人傳統禮節習俗。司機劉東更被託付重任，每日督促我閱讀中文兒童刊物《兒童樂園》，堅持練習書法。
不論平日還是放假，都要備好文房四寶練毛筆字，臨摹「上大人孔乙己」這類九宮格字帖。對於剛來到香港的七歲孩童，這一堆功課讓我滿是無奈，內心暗自覺得：菲律賓讀書要比香港輕鬆寫意得多。
在瑞芳幼稚園短短三個月，老師見我中文進步明顯，建議我找小學一年級就讀。那時候附近名校林立，瑪利諾、拔萃男校、拔萃小學、喇沙、華仁、培正，還有外籍學童就讀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可是等我完成幼稚園的中文速成，已經臨近九月，各校招生早已截止。幸得伯父託嶺南大學舊友、中華製漆創辦人林堃從中斡旋，拜會九龍塘宣道會小學校長崔鼎動，讓我入讀該校小一。宣道會小學本身也是1955年才新創辦的學校。
當時我的菲律賓護照名字是Ricardo Lee，還沒有兒童身份證，報讀學校需要中文姓名。林堃便將我的外文名字音譯，取名「李家道」。這個名字伴隨我多年，直至1974年，我二十六歲，透過法律宣誓文件（Affidavit）正式更名為曹家道，護照的英文名字則維持不變。
就讀小一期間，我的中文進步很快，英語科常常拿滿分，深受老師讚賞。這得益於菲律賓求學時養成的英語習慣，加上宣道小學一至三年級使用OEC（Oxford English Course），課本內容淺白簡易，對我來說毫無難度。因為英語成績突出，不僅同班同學時常找我請教，就連小三的學兄也下課跑過來問問題，一時間應接不暇，現在想起來，當時自己活像個風頭一時無兩的神奇小子。在宣道小學，我一到三年級中英算各科表現優異，屢次拿獎狀，成績單上經常寫着「品學兼優」的評語，家中親人都很欣慰。
二姐曹倩在瑪利諾修院學校的學業更為出眾，中學會考取得五優三良的亮眼成績，伯父與姑母對她格外疼愛。修畢大學預科，1958年7月，她遠赴美國，入讀赫赫有名的麻省衛斯理女子大學（Wellesley College）。大姐曹帼比她早一年，1957年已經赴美，就讀奧克拉荷馬州OBU（Oklahoma Baptist U.）。我和兩位姐姐在香港相處的時光只有短短兩年。原本在家寄居的姑母，也於1964年移居美國芝加哥，與兒媳團聚。
姑母雖不擅長舞文弄墨，卻常常寫下滿含真情的書信寄回香港，信裡多是勸勉教誨，字裡行間滿是親人牽掛，深深影響我做人處事的態度。
二姐就讀的衛斯理女子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聯繫緊密，這所名校培養出許多聞名世界的女性，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還有民國時期的宋美齡，都出自這間學府。1961年，二姐與時任臺灣副總統陳誠的長子陳履安結婚，陳履安的外祖父為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陳履安歷任台灣國科會主委、經濟部長、國防部長、監察院長。
二姐育有四男一女，兒子陳宇廷2002年與藏族歌手央金拉姆結婚；女兒陳宇慧，原本從事金融行業，後埋頭創作武俠小說，筆名鄭丰，作品得到金庸、倪匡兩位大師高度肯定。
小學低年級成績亮眼，後期我的學業便歸於平平。1961年，我轉到牛池灣聖約瑟中英文學校就讀六年級。學校隸屬天主教喇沙會，設有文理課程，師資優良。除一般科目，我還報讀為期兩年的法文班，由外籍神父執教。因為從小在菲律賓接觸拉丁語系方言，學習法語對我並不困難，拼讀與發音在班裡成績最好。這段法文基礎，在數十年之後我赴法工作的時候，派上很大用場。
聖約瑟中英文學校，由孫保祿修士（Brother Paul Sun）1958年創立，他兼任校長直到1975年。開校之初，中小學教師一共23人，學生410人。早期校舍設施不足，初中階段我們要跑到喇沙書院的實驗室上實驗課。校址坐落在牛池灣，鄰近淘化大同工廠，也就是今日的淘大花園，不遠便是鑽石山。我每日搭巴士往返學校，午飯要麼自備便當，要麼約同學去校外食肆吃飯。我們最常光顧聯誼路通往鑽石山寮屋區內一間沒有招牌的四川擔擔麵小店。
店面不起眼，但擔擔麵味道正宗，吸引大批食客專程前來。店內座位不多，老闆楊先生總會盡量給我們安排位子。附近有電懋、永華、堅成、嘉禾多座電影製片廠，不少影星常在附近出入，林鳳、蕭芳芳、陳寶珠、喬宏，名導演李翰祥、影視大亨邵逸夫也曾光顧。後來寮屋區大火將店鋪燒毀，老闆本打算結業，幸虧李翰祥、李麗華出手相助，食店得以復業，李翰祥更為小店取名「詠藜園」，寓意客人「永遠來不完」。自此詠藜園名聲大噪，幾乎成為擔擔麵的代名詞。
七十至八十年代，政府規劃重整鑽石山，籌劃大規模市區發展、興建高速公路，寮屋區最終在九十年代末面臨清拆。2001年1月，詠藜園搬遷到紅磡蔡瀾美食坊，經媒體報導，食客絡繹不絕，門庭若市。
說起聖約瑟中英文學校，不少各界名人都曾在此求學。演藝界有黎小田、陳嘉上、石修、林嘉華、黃子華、谷德昭；商界包括劉鑾雄（華人置業主席）、綽號神童輝的羅兆輝、海洋公園前副行政總裁李繩宗；政界公職有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體育界則有前港隊游泳代表王敏超。
第七章 九龍醫院山風球
離開菲律賓之後，我在香港的第一個家，是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大宅後面，緊靠着九龍醫院山。從寢室抬頭，便望到山上由天文台建立的一座颱風訊號臺。這一章，先從那座訊號臺說起。
我們的樓房後面，緊靠着九龍醫院山。從寢室抬頭，便望到山上由天文台建立的一座颱風訊號臺。每有颱風來，訊號臺上必有訊號示警：白天懸掛不同形狀的黑風球，入夜則以紅黃綠燈的不同組合顯示。聽說當年除了天文台及港九新界警署設有這類訊號臺之外，這便是唯一設於民居之中的——不論此說確否，它確確實實設在我的窗前，與我朝夕相對了十年，直到1965年我們全家遷往港島銅鑼灣為止。
初到曹家的那段日子，屋裏除了伯娘、兩位姐姐曹幗和曹倩之外，還有一位準備赴美、暫居伯父家的姑母曹帶娣。據說當年向伯父說項、收留我這個菲島來的孩子的，就是姑母和幗姐、倩姐三人；最終又得到伯娘首肯。他們所賜予我的恩，我永遠銘記在心。
山上有一棵大榕樹。兒時我曾與二姐攀上樹去，北望獅子山。一棵樹的春夏秋冬，每年重複着同樣的景色，不變不換；而人卻隨着時光流逝慢慢變老，青春消逝，時光不再。這道理，是那時的孩子說不出的，是後來才懂的。
我記得，1956年4月到港之後，第一次目睹的最強颱風，是1957年的「歌羅莉亞」（Gloria）。那天從睡房窗口望出去，訊號臺的警示訊號改掛得頻密，黑風球換了一個又一個。事後從皇家香港天文台的紀錄查知：9月21日上午10時20分懸掛一號戒備訊號，下午1時10分改掛三號強風訊號；22日凌晨4時改掛七號烈風或暴風訊號，中午12時30分改掛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20分鐘後——中午12時50分——天文台直接改掛十號颶風球。歌羅莉亞由此成為香港自1946年以來唯一沒有經過九號訊號、直接改掛十號的正面襲港颱風，也是整個1950年代香港唯一的一次十號颶風訊號，歷時接近八小時；當晚8時45分改掛八號東南，23日上午6時改掛三號，晚上11時15分，天文台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一場颱風，把全香港的人都繫在同一座訊號臺之下。山上的風球升升降降，山下的孩子仰頭望着，心裏又怕又興奮。多少年後我才明白，那正是香港人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2013年初，我特意回到原址一趟。喜的是訊號臺仍然屹立在山坡上；憂的是周邊已長滿野草雜樹，因乏人清理，樹根伸展至訊號臺主體底部，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此情此景，頓令我心生不安。我連忙拿起相機和攝錄機，把情況拍了下來，以圖、影及文字向港府文物保育當局陳情，要求保育。當局果然受理，並派員到場視察及存檔。
十年相對，一朝遷去；再見時，已是半世紀之後。颱風訊號臺還在，掛風球的日子卻一去不返了——隨着衛星雲圖和電子媒體普及，實體風球於七十年代起陸續退役。能夠目送這最後一代訊號臺的，是我們這些曾經從寢室窗口仰望它的孩子。
第八章 一九五六：窗簾後的秋天
一九五六年深秋的傍晚，九龍的空氣裡飄著鹹濕的海風，卻裹著一股讓人發緊的躁動。
七歲的我，正趴在太子道二樓臥室的窗沿上，手指摳著木質窗框的裂紋，偷偷往下看。街對面的路燈被打碎了幾盞，昏暗中能看到穿卡其色制服的英軍端著槍站成一排，裝甲車的履帶碾過石板路，「咯吱」聲在安靜的街區裡格外刺耳。有輛貨車試圖駛過路口，立刻被士兵攔下，手電筒的光束像探照燈一樣掃過車廂，司機舉著雙手的影子，映在斑駁的牆面上。
「快回來！」伯母的聲音突然從身後傳來，一把將我拉離窗邊，順手關上了窗簾，只留一條縫隙。「阿道乖，外面危險，昨天李鄭屋那邊……死人了。」
傭人阿玲端著晚飯進來時，聲音壓得很低，眼圈紅紅的——她的同鄉在徙置區幫忙搬東西，被亂棍打傷了腿。
接下來的幾天，我只能待在家裡客廳玩積木，連最喜歡的瑞芳幼稚園都停了課。我曾拉著伯母的衣角問：「為什麼叔叔們要扔東西？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伯母摸著我的頭嘆氣：「因為大家站的地方不一樣，忘了要好好聽別人說。」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發生的「雙十暴動」。當時正值冷戰高峰，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成了左右兩派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從街頭張貼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與五星紅旗，到工會與幫派的暗中較勁，最終演變成了一場流血衝突。港英政府出動英軍與防暴警察鎮壓，街頭滿是殘骸與驚恐。
作為一個剛從菲律賓來港、連廣東話都還說不流利的七歲孩子，我不懂什麼叫政治，也不懂什麼叫意識形態。我只知道，那天傍晚窗沿上的涼意、士兵槍口的冷光、阿玲發紅的眼圈，還有伯母那句「要好好聽別人說」，像一顆小石子落在我心裡，久久不能平復。
這是我來香港後，上的第一堂「社會課」。
後來我在嶺南中學當學生會幹事，遇到同學因立場爭執時，總會先提議「坐下來喝杯茶再聊」。我總記得，小時候那個動盪的秋天裡，最渴望的不是玩具，是能安心走在街頭、不用躲在窗簾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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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鄰里與風雲（1955–1962）
第九章 雷宅劫案與攀牆的雷太太
兒時，我家住在太子道近窩打老道交界。那時的高尚住宅區，街道寬闊，綠樹成蔭。在附近窩打老道八十一號，有一幢兩層高的私人洋房，屋後靠著嘉多利山。
我記得沿車道進入那座私邸，要先經過一道淺棕色的正門大閘。那是九龍巴士老闆雷瑞德的住所，也是我小時候放狗常經的地方。隔著鐵閘往裡望，總覺得那裡面藏著另一個安靜而神秘的世界。
一九五八年春節前幾天，雷宅發生了一宗械劫案。
那時我年紀尚小，案件經過多半是後來聽大人談起：幾名歹徒闖入屋內，挾持了雷瑞德本人。在混亂中，雷太太趁機逃出屋外，攀越了圍牆，一路逃到隔鄰的「車厘哥夫」餐廳報警求救。
(圖說：雷宅所在位置——窩打老道八十一號，近嘉多利山一帶。)
這宗案件在當年的九龍塘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街坊們議論紛紛，大人們也告誡我們這些孩子，出門玩耍要多加小心。對於一個剛從菲律賓來港不久、習慣了平靜生活的孩子來說，「械劫」與「綁架」這類字眼，第一次如此真實地逼近自己的生活圈。那幢平日裡安靜神秘的雷宅，連同那位翻牆求救的雷太太，成了我對舊香港治安與市井人情的最早記憶之一。
第十章 太子道二七七號
我家所在的太子道一帶，是當時的高尚住宅區，環境幽靜。附近有瑞芳幼稚園、瑪利諾修院學校、喇沙中學，還有地標一樣的聖德肋撒教堂。這一帶住了不少影壇名人和政商人物，張瑛、李麗華、嚴俊，長輩常常提起這些名字。我年紀小，聽不懂誰是誰，只知道街坊招呼熱絡，孩子在巷子裡追逐嬉鬧——這是我最初的香港印象。
鄰里之間關係親厚，大家互相照應，經常串門。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不單是我的家，也是戰後香港社區人情的一個縮影。
而我家飯廳，是另一種熱鬧。伯父（曹耀）朋友多，先輩的嶺南大學同學、親朋故舊，一來就是一圍人。那時候有錢人家請客，很少上酒樓，多半是請到會——廚師帶著夥計、鍋碗和食材，親自上門，在我家灶間開工。我年紀小，最喜歡站在灶間門口看他們煮菜，鍋裡火光一起，香味飄出來，說多香有多香。
到我家的到會，最有名的是「徐福記」，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福臨門」。創辦人徐福全十四歲入行學廚，吃過不少苦，練得一手好菜，年紀輕輕已入清朝官邸做家廚，後來還當上了何東家族的主廚。何東爵士是開埠以來的首富，能在何家灶頭掌勺，自然不是普通人。一九四八年，他自己出來創業，開了「福記」做外燴，專為有頭有面的人家上門辦宴。
說來有趣，徐福全到了我家，反而不怎麼下廚，多半與先輩們在廳上打天九牌。他牌運差，幾乎每賭必輸，輸了也不介意，笑瞇瞇照樣開席。有一次大家笑他：「徐福記、徐福記，豈不是把福氣都『記』走了？」不如改叫「福臨門」，福氣臨門，多好意頭。他聽了很開心，真的就改了名。
聽說改名之後，生意果然愈做愈旺。福臨門要到一九七二年才在灣仔莊士敦道開第一間門市，那是後話，但我家飯廳裡的這個「福臨門」，我老早就見過了。
除了徐福記，家中宴會也常請鳳城酒家來做。鳳城是順德菜，一九五四年元旦在銅鑼灣伊榮街開業，創辦人馮滿是順德名廚，四十年代來港，曾掌山光飯店廚務。順德菜最考功夫，刀工、手工、火候一樣都馬虎不得。大良炒鮮奶、金錢雞、脆皮炸子雞，一上桌，滿座都是讚歎聲。
長輩口中還有一家特別的餐廳——車厘哥夫。那是俄羅斯人開的西餐廳，在彌敦道一百八十四號，山林道與柯士甸道之間，正對九龍警署，樓下賣鳥結糖、西餅，樓上才是餐廳。五十年代大批白俄難民由上海、滿洲輾轉來港，有本錢的便開起餐廳，當年香港的正統西餐，多半是俄國菜：雄雞、ABC、太平館、車厘哥夫，都是老一輩的集體記憶。
我小時候沒怎麼去過，但這個名字聽長輩講得多了，也覺得親切。想不到，這份親切後來真的有了著落——七十年代創辦人家族移民澳洲，餐廳賣給上海的趙家；八十年代再轉手給王氏家族。王氏與我任職的銀行關係好，收購時找我申請融資，我幫他們周旋，只有一個條件：一定要保留「車厘哥夫」這塊招牌。小時候在飯桌上聽來的名字，幾十年後由我親手參與延續，這也算我與老香港的一點緣分。
搬到太子道大宅之後沒多久，天井裏就多了一串腳步聲。張玫是我們鄰居張軍光家的女兒，年紀跟我相若，生得活潑，笑起來聲音很響，隔一道牆都聽得見。兩家挨得近，她時常一個人跑過來曹家吃飯，也不用誰請，熟絡得像半個曹家人。飯後我們就在天井玩「跳飛機」、捉迷藏。她跳飛機總是比我快，一格一格蹦過去，回頭看我還在原地算格子，就笑我：「李家道，你咁慢㗎！」
姑母喜歡她，伯父伯娘更疼她。伯娘沒有女兒，久而久之，索性正式收了她做誼女。張玫叫我伯父做「誼父」的時候，還是一本正經行了禮的，事後卻照常在天井裏大喊大叫。長輩的疼愛沒有把她變成一個規矩裏的小姐，她還是那個笑聲很響的女孩——這一點，我如今想來，格外分明。
張家的孩子多。軍光伯有五個子女，依次是長女張玲、次女張愉、兒子張明、三女張玫，還有幼女張瑞。我玩得最多的除了張玫，就是她哥哥張明。我們三個在天井裏度過的下午，比我在學校裏記得的任何一課都長。那是我在香港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快樂。當時我只覺得尋常，如今才知道，那種隔一道牆就是朋友的日子，一生不會有太多。
軍光伯這個人，我接觸不算多；他的事蹟，大半是後來在飯桌上聽伯父、姑母講的。伯父說，張軍光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初來到香港，是居港蘇浙滬商界裏數一數二的活躍人物。一九五〇年，他聯同製片人蔣伯英和銅鑼灣一間豪華夜總會的老闆溫先生，從石鐘山手中接辦了荔枝角那片荔枝園，改名「荔園遊樂場」，自己任董事長。據姑母說，他們斥資約一百萬元，從美國訂購摩天輪、過山車、騰空飛艇、碰碰車，改為全年開放，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幕，轟動一時。這些我沒有見過，都是聽來的。
既是近鄰，又同是在香港落腳的上海人，兩家自然走動得勤。張軍光跟居港的蘇浙滬商界又極稔熟——這一點，後面第十四章再細講。
荔園那個班底，本身就是半個娛樂圈。園內建起可容一千人的冷氣劇院，于素秋劇團夜夜登台，潘有聲、伊秋水、黃金愛這些名字，五十年代愛看粵劇的人沒有不曉的。一九五八年，張軍光從面臨破產的同鄉、馬戲團老闆沈常福手中，買下鎮團之寶大象天奴（Tino），收養在荔園。
我自己去過荔園，也見過天奴。那是一頭龐然大物，站在圍欄裏面，慢條斯理地捲起長鼻，把遊人遞過去的香蕉捲進嘴裏。園裏人山人海，摩天輪轉個不停，劇院門口貼着大大的戲橋。我擠在人群裏，仰起頭看那頭大象，心裡想：這就是張玫爸爸的園子。
好景不長。荔園開頭五六年，日日逾萬遊人；一九五七年之後，生意忽然走下坡。姑母說外間傳聞紛紜，後來我在報上讀到韋基舜道破：是園內上演脫衣舞太明目張膽，被當局「放蛇」冚檔拉人，從此元氣大傷。張軍光意興闌珊，有意賣盤。同鄉邱德根聽聞，跟他談了一個下午，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邱德根時代的荔園是另一段故事了：羅文在那裏當過三個月驗票員，陳寶珠、蕭芳芳、鄭少秋、七小福年輕時都在荔園的台子上登過場。但舞台，是張軍光搭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報紙登出來的那天，我想起的竟是張玫——不知道她看見沒有。
她父親建起一座遊樂場，我在長輩的話語裏聽見它的喧鬧，又親自走進去，看過那頭大象。別人講荔園，講大象天奴、講于素秋；我講荔園，先想到一個鄰家女孩。
第十一章 「上海幫」的飯桌
居港的上海商人，有自己的飯桌。張軍光家的飯桌上，我聽伯父講起過一串名字：董浩雲、董之英、萬春先，連邵逸夫都是他的朋友。這些人，個個是蘇浙滬南遷香港的工商文化界人物，平日生意互濟，逢年過節互相走動，子女也常常玩在一起。張玫能滿香港地跑，靠的就是這張飯桌撐起來的圈子。
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中國船王」董浩雲。我記得那頓飯，因為那天二姐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董浩雲做東，宴請張軍光，二姐曹倩陪同出席。一個上海船王，一個上海遊樂場主，席間談的是甚麼，我如今當然不知道；但我知道有這一頓飯——後來翻閱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董浩雲日記》，那一天清清楚楚記在裏面。這就是我們家族與「上海幫」交往留下的最硬的一條紙上證據。
補記：中國船王董浩雲的傳奇與政商網絡
在張軍光家的飯桌上，伯父最常提起的重量級人物，便是「中國船王」董浩雲。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董浩雲的崛起尤為引人注目。作為一位傳奇的航運巨頭，他從零開始建立了自己的航運帝國。1946年，他創立了中國航運公司，其後在1969年成立了東方海外。憑藉著過人的膽識，他的船隊最終擁有超過150艘貨船，總噸位超過1000萬噸，成為世界七大航運巨頭之一，更被國際傳媒譽為「東方的奧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
董浩雲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對教育也有著極高的理想。1970年，他買下了著名的皇家郵輪「伊利沙伯皇后號」（Queen Elizabeth），計劃將其改造成一所漂浮的大學——「海洋大學」。雖然這艘船在1972年不幸發生火災沉沒，但他的教育理念依然深植於人心。
除了航運與教育，董浩雲與台灣蔣家政權的關係也十分密切。他的兒子董建華（後來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曾在台灣生活，家族在當地擁有眾多親戚。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台灣興建「蔣介石紀念堂」的籌款中，有一部分資金實際上來自董浩雲與董建華的鼎力支持，這進一步展示了他們在台灣政商界的深厚影響力。
此外，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與台灣的企業家與政治領袖之間，常透過一些特定的社團組織（如「Phil Lambda仁社協會」）進行交流與互濟。這些組織在當時的社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董浩雲的成功故事正是這一時期的縮影。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董浩雲在港做東宴請張軍光，我的二姐曹倩作陪。這頓飯，不僅是上海幫商界的一次尋常聚會，更是那個時代港台政商網絡交織的一個註腳。
附記：蔣伯英與「董伯英」
這裏要記一筆容易混淆的事。張軍光的合伙人叫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曾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蔣」與「董」字形相近，後人常把他誤寫成「董伯英」。而香港真有另一個「董伯英」——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的校名。那是仁濟醫院董事局前永遠顧問董之英先生，以其先父「伯英」之名捐款命名的，與蔣伯英全不相干。一字之差，兩家人。
張軍光的飯桌上，這兩個名字碰巧都在——一個是他的合伙人，一個是他商界的朋友。這種巧合，也是舊香江人際網絡密密麻麻的一個註腳。
第十二章 張化灰
一九六〇年夏，那年夏天格外炎熱。伯父外出赴宴，姑母與傭人一同外出採購，整棟大宅只剩下我一個人。牆上老式電話鈴急促響起，我快步走過去拿起聽筒。
電話另一端傳來一把低沉成熟的男聲，粵語發音略生硬，開口詢問伯父是否在家。我告訴他伯父暫時外出，問他是否需要留下訊息。那人說：「我找曹耀，我係張發奎，請佢回電。」
那幾天我滿腦子都是剛練到紙化灰的「化」字，耳朵好像也跟着偏了。對方說「發奎」，我聽成了「化灰」。我拿出紙與鉛筆，鄭重寫下：「張化灰，請回電。」寫完還覺得這個名字奇怪，怎麼會有人叫「化灰」。
傍晚伯父返家，拿起字條看了好一會，低聲念：「張化灰……張化灰……」然後忽然一怔：「張發奎將軍！」他轉頭問我，聽完原委，沉默了幾秒，然後忍不住笑了一聲。那是我第一次見他笑。他說：「你個『化』字寫得多，聽到乜都變咗化灰。」然後他把字條折好，放進口袋，說：「呢張字條我留住。第日你大個，睇返就知自己細個幾搞笑。」
後來伯父帶我前往港島大坑道、靠近黃泥涌道的洋房，拜訪張發奎將軍。將軍的居所是一間簡樸洋房，花園種滿花草。臨別時，將軍勉勵我好好讀書。那一次拜訪，在我年少的心裡打開一扇窗，讓我知道書本之外，活生生存在着走過大時代的人。
張發奎（1896年－1980年3月10日），字向華，又名逸斌，廣東始興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北伐名將，南昌起義部隊原本隸屬他的麾下。抗戰時期，他指揮淞滬會戰，之後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1949年之後定居香港。他過世之後，蔣經國頒布總統府褒揚令，讚揚他「安內攘外，屢著勛勞，執節懷忠，擁護國策」，昔日部下葉劍英亦發出唁電致哀。
張發奎將軍晚年定居香港，其實，那個年代滯留香港的民國名將又何止他一位？被稱為「東方納爾遜」的抗日海軍名將陳策上將，晚年亦在香港度過。我曾見過一張陳策將軍的歷史照片：抗戰時期，他在廣州戰役中身負重傷，拄著雙拐、脖子上掛著繃帶，依然目光如炬地站在英軍軍官身旁合影。這些走過大時代、滿身傷痕的軍人，到了香港這塊彈丸之地，褪去了戰場上的硝煙，成了在茶樓裡喝茶的普通長者。
那一次拜訪張發奎將軍，在我年少的心裡打開一扇窗，讓我知道書本之外，活生生存在著走過大時代的人。
有時候，寫錯一個字，反而記得更牢。
第十三章 玉樓三鳳
也是在十二歲那年，家裏來了一班特殊的客人。電懋拍《玉樓三鳳》，需要戲裏三個年輕女子同住的那個「家」，最後看中了我們太子道大宅的格局。
他們來了幾次。美術和製片人員拿着捲尺、相機，在客廳量度，在書房拍照，站在花園裏對着鳳凰木看了很久。吊扇的位置、窗戶的朝向、傢俱的擺法，一一記下。姑母在一邊招呼茶水，我躲在樓梯口看。司機劉東在我身旁興奮指點，喬宏、丁皓、田青這些演員就在庭院裏拍戲。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在作甚麼，只知道這班人要把我的家「搬」走。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把我家的環境，作為廠內佈局的底樣。電懋片廠裏搭出來的那個「家」，客廳像我家的客廳，房間像我家的房間，連窗框的花紋都照着我家抄。我在這間屋子裏寫毛筆字、寫壞一張張毛邊紙的那些日子，不知不覺成了電影佈景的一部分。
戲裏的徐曼麗，是丁皓演的。她那時剛憑《小情人》紅起來，是電懋力捧的新星，戲裏任性刁蠻，正是最當紅的年紀。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不懂電影圈的事，只知道自己的家，要被複製到一部由大明星主演的電影裏——這件事本身，已經夠神奇。
半個多世紀後，大宅拆了，鳳凰木沒了，但《玉樓三鳳》的拷貝還在。別人看那部戲，是看一個虛構的家；我看那部戲，是看自己十一歲以前的全部日子。
第十四章 荔園與張軍光
第十章提過，張玫的父親張軍光，是荔園遊樂場的創辦人之一。荔園的事，長輩在飯桌上講過許多；我小時候也去過，見過那頭大象天奴。這一章，把荔園與張軍光的事，合在一處說。
軍光伯這個人，我接觸不算多；他的事蹟，大半是後來在飯桌上聽伯父、姑母講的。伯父說，張軍光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初來到香港，是居港蘇浙滬商界裏數一數二的活躍人物。一九五〇年，他聯同製片人蔣伯英和銅鑼灣一間豪華夜總會的老闆溫先生，從石鐘山手中接辦了荔枝角那片荔枝園，改名「荔園遊樂場」，自己任董事長。據姑母說，他們斥資約一百萬元，從美國訂購摩天輪、過山車、騰空飛艇、碰碰車，改為全年開放，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幕，轟動一時。這些我沒有見過，都是聽來的。
既是近鄰，又同是在香港落腳的上海人，兩家自然走動得勤。張軍光跟居港的蘇浙滬商界又極稔熟，這一點，第十一章的飯桌已說過。
荔園那個班底，本身就是半個娛樂圈。園內建起可容一千人的冷氣劇院，于素秋劇團夜夜登台，潘有聲、伊秋水、黃金愛這些名字，五十年代愛看粵劇的人沒有不曉的。一九五八年，張軍光從面臨破產的同鄉、馬戲團老闆沈常福手中，買下鎮團之寶大象天奴（Tino），收養在荔園。
我自己去過荔園，也見過天奴。那是一頭龐然大物，站在圍欄裏面，慢條斯理地捲起長鼻，把遊人遞過去的香蕉捲進嘴裏。園裏人山人海，摩天輪轉個不停，劇院門口貼着大大的戲橋。我擠在人群裏，仰起頭看那頭大象，心裡想：這就是張玫爸爸的園子。
好景不長。荔園開頭五六年，日日逾萬遊人；一九五七年之後，生意忽然走下坡。姑母說外間傳聞紛紜，後來我在報上讀到韋基舜道破：是園內上演脫衣舞太明目張膽，被當局「放蛇」冚檔拉人，從此元氣大傷。張軍光意興闌珊，有意賣盤。同鄉邱德根聽聞，跟他談了一個下午，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邱德根時代的荔園是另一段故事了：羅文在那裏當過三個月驗票員，陳寶珠、蕭芳芳、鄭少秋、七小福年輕時都在荔園的台子上登過場。但舞台，是張軍光搭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報紙登出來的那天，我想起的竟是張玫——不知道她看見沒有。
她父親建起一座遊樂場，我在長輩的話語裏聽見它的喧鬧，又親自走進去，看過那頭大象。別人講荔園，講大象天奴、講于素秋；我講荔園，先想到一個鄰家女孩。
以上是長輩口述與我記憶所及。至於張軍光的生平、荔園的年份，另有公開資料可考，具列於後，以備查核。
附考：張軍光生平
張軍光（1909年生），上海人，蘇浙工商界名人。曾任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著有《社會發展史綱》。一九三二年因抗日活動在滬失蹤，後赴昆明，任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與楊延修等人合辦昆明中和大藥房並任董事長。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是早期居港上海商人的代表人物。
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一九五〇年與張軍光等合夥接辦荔枝園。其名字常被誤寫為「董伯英」。
沈常福，馬戲團老闆。一九五八年團面臨破產，將大象天奴售予張軍光。
邱德根，上海同鄉，一九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其餘張軍光往來的蘇浙滬商界人士，尚有萬春先、邵逸夫等。
附表：荔園大事記
一九四八年：荔枝園遊樂場由石鐘山創辦。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張軍光、蔣伯英等接辦，更名「荔園遊樂場」，重新開幕。
一九五七年後：生意走下坡（韋基舜謂因脫衣舞事件被「放蛇」冚檔）。
一九五八年：購入大象天奴。
一九六一年：邱德根接手。
一九七七年起：受海洋公園競爭，入場人數下跌。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荔園動物園結束，逾百隻動物送深圳野生動物園。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荔園遊樂場結業。
第十五章 家中人物：阿四、阿玲與劉東
初到香港，我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身邊最親的人，是家中的兩個女傭人，還有一個司機。第六章提過劉東督促我練字；這一章，把他們三人合在一處說。
負責煮廚的，叫阿四，三十來歲，身型肥胖，大家背後都叫她「肥婆四」。廚房是她的天地，曹家宴客的菜色，大半出自她那雙手。另一個叫阿玲，二十多歲，身型嬌小，負責家中的雜務打掃。我初來報到，不諳廣東話，看見她嬌小身影忙前忙後，很順口地便把她喚作Oling——那是菲律賓話「火炭」（uling）的音，我胡亂套在她頭上的綽號。
阿玲也就認了這個名字。她負責打點我一切的日常起居：替我洗澡，一句一句教曉我廣東話的日常用語，每天接送我到隔鄰的瑞芳幼稚園。有她照顧周到，我這個剛離開怡朗的孩子，頓然有了一種小王子的感受——那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不可不提的另一個人物，是家中的司機——劉東。此人對我從菲律賓到港的首十年，影響力可不小。他對工作的態度很積極、很認真，家中事無大小，什麼水電安裝、修理燈膽、料理花木，都難不倒他，不愧是一個萬能老倌，難怪深得曹家主人的歡心。
還有，劉東對曹家的人和事都很留意，話頭醒尾。周邊發生的事，他樂意對我講解，灌輸了我不少常識。某種意義上，他是我兒時日常生活的親密導師——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香港，是劉東教我的。
後來我才知道，劉東是戰後從家鄉中山翠微村舉家遷到香港謀生的，初期受聘於洋人家庭，職司西廚；沒過多久便轉投曹家任職司機，一幹就是五十年。五十年間，他握着曹家的車軚，也握着曹家半世紀的風風雨雨。後來家中遭逢變故的日子，他都在場——那些事情，留待後面的章節再說。
一個肥胖的廚娘，一個嬌小的阿玲，一個萬能的司機。我香港童年的底色，是他們填上的。
補記：亞洲保險與「東方明尼康」號失蹤案
司機劉東在曹家五十年，他的家族與曹家的淵源不止於此。一九八○年，我在大和銀行任職時，曾遇上一宗離奇的貨輪失蹤案，而負責理賠的亞洲保險公司，正是伯父曹耀與黃錫彬、陳弼臣合創的機構，其時主事的「劉總」，與劉東同宗。
一九八○年二月十一日（農曆年廿五），香港東源大地有限公司（Eastern Worldwide Company, Ltd.）擁有的集裝箱貨輪「東方明尼康」號（Eastern Minicon，重1,521噸），載着一批總值二百萬港元的貨物（罐頭食物、日常用品），從香港出發前往菲律賓馬尼拉。這批貨物由大和銀行的客戶「華通公司」委託託運，並向我相熟的亞洲保險公司投保了水險。
二月十四日（年廿八），我收妥所有文件，以空郵寄往馬尼拉的託收銀行。不料當天下午，亞洲保險的黃經理打來電話，告知香港天文台報告馬尼拉對開的中國海海域天氣正轉壞，一兩天內會釀成颱風，「東方明尼康」號恐怕會碰上。
二月十六日（年初一），船隻發出求救信號，表示遭遇狂風巨浪，船身傾斜十五至二十度，貨物移位，被迫將甲板上的廢紙貨物拋下海以平衡船身。當晚九時五十分，船隻失去聯絡。二月十九日（年初四），馬尼拉代理確認船隻失蹤，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與美軍克拉克空軍基地展開海空搜索，但無所獲。
我親自到亞洲保險寫字樓，見到了「劉總」。他向我坦誠分析了公司的立場：倫敦勞合社（Lloyd's）的專家報告尚未出爐，現階段不能對華通公司作出賠償。後來勞合社確認貨輪失蹤，船東支付了死亡賠償金，但船長Julio Lucero的遺孀Josephine Lucero拒絕接受，認為丈夫尚未完成該航次，援引當地民法典提起訴訟，成為這宗保險案中另一段插曲。
一宗貨輪失蹤案，牽出了亞洲保險、大和銀行、東源大地與華通公司；也讓我想起家中那位握着車軚的劉東。舊香港的商業網絡，就是這樣由無數個「劉總」與「劉東」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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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太子行（1955–1965）
第十六章 兩個「黃」
跟伯父到中環上班，要從尖沙咀天星碼頭坐渡輪過海。海外信託銀行就在太子行裏。舊太子行是一九〇四年落成的四層高建築，樓底極高，走在走廊裏腳步聲會迴響。
我剛來香港的1956年4月，正好是伯父聯同張明添、黃錫彬等人創立海外信託銀行一週年。伯父每日風雨無改，早上八點半準時離家上班，由司機劉東駕車送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再搭渡海小輪前往中環雪廠街太子大廈的海外信託銀行總行。劉東駕駛的兩部房車都是銀行提供，分別是西德奧普（Opel）以及美國佳仕拿（Chrysler），平日大多使用奧普。
某天早上，伯父帶我一同上班，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搭乘天星小輪，也是第一次踏足中環。放眼望去，中環滿是宏偉古典的商業大樓，上班族、汽車、人力車在街上往來穿梭；警務人員站在崗亭，吹着銀哨指揮交通；大廈巷弄之中，隨處可見擦鞋童忙着手裡活計。這番景象，在我這個「小鄉巴」眼中新鮮無比，心裡不禁感嘆，菲律賓的伊洛伊洛，和眼前的香港，簡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伯父牽着我的小手走進太子大廈海托銀行的正門，身材魁梧的門警趕緊拉開玻璃門，恭敬彎身向伯父問早安。踏入銀行大堂，三十多名男女職員整齊起立問好。伯父向部份員工介紹了我，隨後帶我拜見兩位年紀與他相若的黃姓高層同事。一位是銀行監督董事黃錫彬，另一位則是董事經理黃克立。
就在那裏，我認識了黃錫彬先生。他是伯父多年摯友，銀行的創辦人之一，性格開朗豪爽，代理美孚石油業務，後來與伯父、陳弼臣等人合創亞洲保險。他打量我片刻，笑着說：「細路，我叫你『黑仔 Black King』啦。」整個大堂都聽得到他的笑聲。
黃錫彬白手起家，勤儉創業，代理美孚石油火水業務，幾乎壟斷香港市場，同時也是東京銀行香港買辦。五十年代中期，他與泰國華商陳弼臣（陳智思祖父）以及伯父合資創辦亞洲保險。伯父和黃錫彬相交多年，情誼深厚，我過繼到曹家的事情，黃錫彬早就知情。兩位長輩也曾有過共識，要一同提攜栽培我。每逢假日，黃錫彬會邀請我到他渣甸山的宅邸，或是黃應求位於北角永興街的居所小住，跟他的孫輩一同玩耍，認識世交的小夥伴。在渣甸山白建時宅第留宿的日子，清早我會跟着黃伯和他的友人徒步行山；下午、晚上便到永興街，和他的孫兒嬉戲。直至今日，距離當年已經五十六個年頭，我和他家後人依舊時有往來，黃錫彬的孫兒黃興桂，日後更成為知名足球評述員。
黃錫彬與伯父的交情，不只體現在銀行的創辦上。1955 年，兩人合創亞洲保險；1965 年，兩人更聯手創辦了「亞洲車行」，一舉拿下了德國寶馬（BMW）與法國標緻（PEUGEOT）在香港的代理權，成為這兩大歐洲名車首度登陸香港的推手。有了這層背景，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年劉東開著銀行配備的西德奧普（Opel）與美國佳仕拿（Chrysler）接送伯父時，黃錫彬總能一眼看穿這些車的門道了。
也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黃克立先生。他那時是海外信託銀行的副董事長，話不多，神情溫和，走路不快，但每一步都穩。他看見我，問道：「讀緊書？」我答是。他又問：「中文定英文好？」我猶豫了一下，說英文好啲。他沒有責備，只是笑了一下，說：「英文好，中文都要好。你嚟香港，唔好淨係識英文。」語氣不重，像一個長輩隨口叮囑，但我記住了。
黃克立（1910年8月15日—2004年5月1日），福建泉州人，曾在廈門大學求學六年。陳嘉庚十分賞識他的才華，畢業之後便聘請他擔任廈門大學會計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正值壯年的黃克立留在閩南，活躍於抗戰前線，為抗戰事業盡心盡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黃克立與馬來西亞華商合作，創辦香港海外信託銀行，出任副董事長兼常務董事，另外還擔任香港工商銀行副董事長、泛印集團、澳門國際銀行副董事長等職務。六十年代後期，他進軍證券與工業領域，1969年創辦永固紙業、大正證券，擔任董事長。
事業穩固之後，黃克立積極回內地投資，推動祖國經濟發展。離開商業第一線，他依舊關心國家大局，重視祖國統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獲委任全國政協常委，對於內地改革開放、財經文教、兩岸關係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他是香港回歸重要的推動者，立足商界多次向中央遞交建議，支持特區政府工作，對回歸貢獻卓著。
1997年7月2日，黃克立與徐四民等人，成為香港特區首批大紫荊勳章獲得者。2004年5月1日，黃克立於香港辭世，終年九十五歲。生前，他已經把名下各項業務交付兒子黃宜弘打理。
伯父和黃克立的情誼，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福建。憑藉長輩這層交情，我和黃宜弘也算得上世交。
兩個「黃」，一個用笑聲，一個用沉默，先後走進我的少年記憶。我那時不知道，他們後來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寫進這座城市的歷史。
第十七章 三狼案
說起黃錫彬，便會聯繫到轟動全港的三狼案，也叫「雙黃案」，案件發生在1959至1961年。三狼分別為馬廣燦、李渭、倪秉堅，遭到綁架的正是黃錫彬與其子黃應求。
五十年代末，黃錫彬的兒子黃應求被綁架，匪徒割下他的耳朵寄回黃宅，附上署名「野狼」的勒索信。黃家拒絕付款，黃應求最終被撕票。事隔一年多，黃錫彬本人也被同一夥人綁架。
這一次，伯父沒有再等。他親自出面安排贖金，五十萬元，特意換成特定面額的紙鈔。那段日子，伯父很少回家，偶爾回來，也是深夜，坐在客廳裏抽煙，不說話。
有一天下午，劉東開車載我經過九龍塘，車停在雅息士道與金巴倫道交界，旁邊就是那個三角形的休憩公園。就在那時，我看見一個穿淺灰色西裝的男人走進公園，腳步不快，目光掃過涼亭同榕樹。他繞到涼亭後面，蹲在一棵榕樹旁邊的混凝土渠孔那裏，伸手從鐵蓋的縫隙裏取出一個白色信封，動作很快，前後不過幾秒。然後他站起來，左右看了一眼，低聲說了四個字，像一句口令。
「嗰個係黃應機。」劉東低聲說，「黃錫彬先生個姪。」
我問：「佢喺度做咩？」
劉東沉默了一下，發動引擎，說：「你唔使知。總之，你今日冇見過佢，冇見過個信封，冇見過個渠孔。明唔明？」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綁匪預先放在渠孔裏、由黃應機取走的贖金交收指示，綁匪約定的暗語是「天官賜福」——一句寫在門楣上用來擋煞的吉利話，被拿去做了交割贖金的通行證。
伯父那天晚上回來，我老實說了看見的事。他沉默了一會，把煙掐滅，說：「你做得啱，冇亂講嘢。」
後來黃錫彬在囚禁十七日後獲釋，伯父才鬆了一口氣，說了一句：「人冇事就好。」
那段日子，黃家上下可謂飽受煎熬。黃錫彬的兒子黃應求早前已慘遭撕票，而當父親再遭綁架時，黃家另一位公子黃應士，正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
黃應士是黃應求的胞弟，他在家族男丁中排行第十一，長輩便以「十一」合成一個「士」字，為他取名「應士」。 面對兄長遇害、父親生死未卜的雙重打擊，他內心的焦灼可想而知。
當時坊間報章有過一番繪聲繪影的猜測，說這位黃家十一少為了營救父親，特意避開香港的耳目，遠赴美國籌措贖金，再經由東京暗中安排交付。 這類傳聞在當年沸沸揚揚，雖然黃家後人與長輩並未詳細證實，但足見當時黃家為救人的急切與步步為營。留在香港的親屬，則由姪子黃應機出面，在九龍塘的三角花園渠孔接下匪徒的交收指示。
所幸天佑善人，黃錫彬在囚禁十七日後最終平安歸來。而這位在患難中撐起半邊天的黃家十一少，日後沒有繼承家族的銀行與石油生意，反而投身新聞界，遠赴美國深造，回港後成為香港新聞界的泰斗，人稱「香港新聞教父」，曾長期執掌無綫電視（TVB）新聞部。
三狼案最讓我心寒的細節是：主犯李渭曾在黃錫彬的公司工作，月薪只有二十五元，失業後把念頭動到了黃家父子身上。不是隨機的匪徒，是一個曾經站在黃家邊緣、看得見財富卻夠不着的人。我拿着報紙站在客廳裏，吊扇在頭頂轉，看了很久。舊香港的繁華背後，是割耳朵的匪徒和二十五元月薪的殺機。中環大堂裏的笑聲，不是這座城市的全部。
本章正文寫到黃應機取信、伯父說「人冇事就好」為止。至於贖金如何張羅、黃家後人如何稱呼伯父，長輩另有轉述，附記於此。
補記：贖金交收
1961年2月，黃錫彬在港遭綁架。匪徒正是兩年前撕票黃應求的三狼——李渭、倪秉堅、馬廣燦。這一回，他們開出的贖金是五十萬元。
黃錫彬不是外人。他是伯父曹耀的摯友，也是與伯父聯手創業的夥伴——亞洲保險、海外信託銀行，都是曹黃兩家並肩打出來的天下。黃家出了這樣的事，伯父自然不能坐視：贖金的張羅安排，正是伯父與黃家一起籌措的。
交收的過程，聽家中長輩日後轉述：匪徒把信放在三角花園的渠孔裏，應機取信看罷贖金交收的指示，五十萬元贖金，由他親手交付。黃老先生被禁錮十七日後，終於獲釋，平安歸來。
三狼案轟動全港，不只因為贖金的數目，更因為案中有案——一年後，三犯伏法，李渭被捕時月薪不過二十五元。五十萬元與二十五元，這兩個數字之間的距離，正是那個年代許多罪案的註腳。
案件落幕後，黃錫彬的子女見到伯父，總喚他一聲「番生老豆」。一聲稱呼，便是黃家對伯父恩德的記掛——可想而知。
第十八章 舊樓與新廈
一九六二年，太子行舊樓拆卸。一九六五年，二十六層高的新太子大廈建成，成為中環新的天際線。
黃克立仍然在銀行裏，仍然話不多，仍然走路很穩。他後來獲頒大紫荊勳章，是香港回歸後首批授勳的人之一。但在我少年的記憶裏，他只是太子行樓梯上一個拿着文件、走路很穩的身影，和那句「中文都要好」。
大廈一層一層往上長，城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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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離散與金融歲月（1964–2012）
第十九章 嶺南歲月與學生會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們舉家由九龍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遷往銅鑼灣大坑道的豪園。從九龍搬過海，第一個擺在眼前的難題，就是上學的交通。當時我仍在九龍牛池灣的聖約瑟中英文學校就讀，每天舟車勞頓，甚感不便。
次年，即一九六六年，伯父為我安排，轉學至港島司徒拔道的嶺南中學，重讀中五，並於翌年參加中學會考。
一九六七年，我中學畢業，升讀大專——嶺南書院，主修工商管理及經濟課程。
那時的嶺南書院設有理學院、商學院、文學院及先修班（文、理組）。書院於開辦初期，同時提供四年制大專文憑課程及大學預科課程。直到一九七八年末，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嶺南接受政府建議，註冊為認可專上學院，改稱嶺南學院。再後來，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嶺南學院升格為嶺南大學，校園遷往屯門虎地。這些，都是後話了。
我入讀嶺南書院時，剛巧是書院開辦的第一年。學生來自不同中學的畢業生，有部份是港澳嶺南中學升讀過來。因為我是本校中學轉讀過來，對校園環境及事物比其它同窗更瞭解，校方對我的個人背景也很清楚。校內同學不論高低年班也很快認識我，而云云同學中我也是最好動活躍的一個。
所以，不久後當校方要成立學生會時，本擬意我當選為第一屆會長。但因為我是先修班（預科班），第一屆會長一職最後也要讓高年級的胡姓同學當上了，而我任了副會長。
當屆學生會的組織異常簡單。全體會員在周年大會選出正副會長外，也同時直接選出各部門主委並組成為數十三人的「幹事會」。這是嶺南學生會的雛形，體制未盡完善。因其一，幹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非內閣制；其二，不設監察議會；其三，無會章；其四，無外務專責部門；其五，會務因受校方無形箝制，所以行政上欠缺實質的自治權力。
此為「嶺南大學學生會」初期成立的模式，雖欠完善，但這也必然要渡過的階段。當時身為副會長的我，和幾位同學對學生會體制改革抱持著同一堅持的信念，排除障礙，力求爭取民主及健全的體制。
一九六八年初，胡會長因健康理由退學並退任會長職，由本人接任會長事務。第二屆，我於一九六八年終當選會長。
（圖說：第一屆嶺南大學學生會全體幹事會成員合照。前左三為筆者（當屆副會長），其左旁為胡錦當（會長）。）
第二十章 一九七一：維園的吶喊與保釣運動
內地民眾在保釣運動中向來不太活躍。直到2003年，內地才成立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並在04年成功派人登島。其後，兩岸三地多次派船去釣魚島宣示主權，但大部分因為天氣，或當局不批准，無功而回。
而香港的保釣火種，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點燃。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市民在維園涼亭附近草地集會，以靜坐方式抗議日本侵占釣魚臺。警察以示威未經批准為由，以警棍毆打示威者，釀成流血事件，最後拘捕二十二人，是為「七七維園示威」。在香港學運史的論述上，這標誌性的事件被認為教育了學生運動的第一代，提高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令「反殖民主義」成為學運的基礎及發展出日後學運路向。
我當日就在現場。
多人被捕後，我目睹群眾仍然坐在草地上，喊口號，唱《保衛釣魚臺戰歌》，示威繼續進行，秩序大致還好。突然，靜坐群眾的左前方亂作一團。我看見威利警司手舞警棍，左揮右打，有人當場頭破血流，人群嘩然，四散奔走；也有人閉目挺胸，紋絲不動，一副豁出去的泰然樣子。
這並非保釣運動的第一次交鋒。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是約運的第一炮，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示威。警察在街頭排人牆，阻止學生前進。衝突中二十一人被捕，事件卻激起學生的豪情，學運頓然蓬勃起來。五月四日，保釣者再在中環皇后碼頭空地舉行示威，12名青年被捕，未被捕者又到美國領事館前示威，並舉行抵制日貨大會。
再述七月七日的示威，事前學聯曾向市政局申請用維園，但市政局不准。下午時維園聚集了數千人，有示威學生亦有看熱鬧的民眾，大批軍警嚴待。六時四十五分，第一批小數示威者開始從泳池方面的入口處進入公園，警方阻止並開始拘捕示威者。七時，群眾開始鼓譟，一個中年男子向群眾發表演說，警方立即將他抬走。警方開始包圍人群，就在這時，學生突然舉起孫中山遺像及保釣橫幅，人群隨之蜂湧結集，傳單亂飛，示威開始。
（圖說：左圖為威利警司手舞警棍；右圖為群眾舉起「保衛釣魚臺」橫幅。）
那是一個躁動的夏天。我們這一代在香港長大的人，原本只關心馬經、足球與電視劇，但在維園的草地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來「國家」與「主權」這兩個詞，是可以讓人流血、讓人吶喊的。舊香港的安逸底下，始終湧動着一股不甘的心氣。
第二十一章 大和銀行的歲月：金融生涯的起步（1972–1998）
在大學主修經濟及工商管理，1972年畢業後，我便在本港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稽核數年。其後加入海外信託銀行的稽核部。在稽核部，我日常接觸的文件包括按揭、透支、押匯及各項有關的法律和授信批核文件。從三年的實務中，我有效學習了銀行的運作，也從中吸納了有關知識，從而充實了我後來四十多年從事銀行業和財經的發展。
1975年，海外信託銀行與日本大和銀行（The Daiwa Bank）在香港合資成立大和海外財務有限公司（Daiwa Overseas Finance Ltd.）。1976年，大和海外財務為了開展香港業務，急需招聘華人協助公司內的日本管理層去擔當業務拓展工作，同時引進香港的一般銀行操作模式。翌年2月14日，我從海托被委派到大和海外財務，專責押匯、信貸及業務推廣。
惡補押匯和貸款
上班的第一天，我心情很緊張，恐怕日籍老總要我即時處理一些我感覺生疏的工作。幸好當時公司內有一位從海托派來、剛退休的梁先生在公司內臨時坐鎮。梁是資深押匯專家，經過兩週「魔鬼訓練」的惡補後，我才跟上了進度。不出兩個月，我的工作上了軌道，還成功把海托的部份操作模式引入了大和。
培訓與顧問工作
自此，我憑日常的工作實務中累積了經驗，更充實了在金融財務的知識及根基。在信貸管理、押匯及業務推廣方面有了深入的體會和心得。在1982至1990年間，我還先後被香港專業管理協會（HKMA）、中國銀行培訓中心、大華銀行（United Overseas Bank）、中華進出口商會、香港理工學院等機構及社團邀請講授以銀行業務。其時我與數位專業人士創立 PMC 管理顧問協會，專責培訓及專業知識交流，我和夥伴也被社團及學術團體邀請作專題演講。我的培訓工作深得公司管理層的支持，因可藉此推廣大和的知名度和建立更廣泛的關係。
從這些泛黃的課程單張與海報中，可以看到當年培訓市場的蓬勃。1985年，PMC 與劉家傑創辦的「劉家傑英語商科學校」（Josiah's Institute of English & Commerce）合作，推出了「銀行放款及信貸管理」（Loan and Credit Administration）與「出入口貿易信貸管理」等證書課程。當時的學費是港幣750元與550元，講者除了我之外，還有譚其偉大律師與梁勁材先生。而在1983年，我們也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HKMA）合辦了為期多節的「信貸及貸款管理」（Credit & Loan Administration）課程。文獻上的「Course Leader: Mr. Ricardo Tsao」，正是我當年在金融培訓界留下的足跡。
〔補記：劉家傑與黃應士的傳媒往事〕
在從事培訓與顧問工作的歲月裏，我結識了不少跨界別的精英。其中一位合作過的夥伴，是前 TVB 著名新聞主播、後來成為英語教學名師的劉家傑（Josiah Lau）。
說起劉家傑，便不得不提黃應士。還記得本書第十七章提過的三狼案嗎？那位在父親綁架案中奔波的黃家十一少黃應士，日後成了香港新聞界的泰斗，長期執掌無綫電視（TVB）新聞部。黃應士作風嚴謹、鐵面無私。1976年毛澤東逝世，當年任職 TVB 主播的劉家傑，在報道這則消息時，因處理手法與新聞部高層產生嚴重分歧，引發風波。最終，時任新聞部總監的黃應士以鐵腕手段，將這位當紅主播革職。這件事在當年的香港傳媒界轟動一時。
當年被革職後，劉家傑離開了電視台，但他並沒有沉寂。他憑藉極其標準的牛津英語發音和獨特的教學魅力，轉型成為香港家喻戶曉的英語教學名師。後來我在推展銀行培訓工作時，曾與他有過合作。在合作中，我親身感受到他對語言教育的專業與執著。當年那個因報道風波被掃地出門的新聞才子，在另一個領域重新站了起來。
回看黃應士與劉家傑的這段歷史，一個是鐵腕治軍的新聞教父，一個是才華橫溢的當紅主播；而我有幸在多年後，以培訓導師的身分與劉家傑結緣。這也算是曹、黃兩家世交之外，另一段奇妙的香江緣分。
大型地產融資項目
處理大型的地產融資項目，初期還處理數宗大型的地產融資項目。其中一宗為銅鑼灣高士打道英美煙草（British America Tobacco-BAT）倉庫重建的地產銀團貸款（Syndicated Loan）。此為長江實業、新鴻及新世界地產於1975年聯手購入發展的項目，建成後命名為伊利沙伯大廈。初期發展商為新大廈命名而大費周章。事緣當年因為英之傑購下六層，可獲大廈命名權但最終捨棄取名英之傑大廈，而改用英女皇名字命名。整層地舖亦作為零售及陳列室用途。計有代理英國著名的 ST.Michael 百貨及太平地毯，而汽車陳列室則有豐田、萬事得、積架及勞斯萊斯。可說是首批進駐告士打道的汽車陳列室。
中國中央政府於1979年宣布實施經濟開放政策無疑帶給了香港銀行界的商機和社會經濟效益。適藉大和銀行在1975年踏足香港和我在1977年從海外信託銀行的調任加入，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可說是天造地設的偶合和奠定了我的銀行職業生涯。我自1977年2月加入大和後不單在實務和經驗上得到增值，還得到銀行管理層日籍人仕的尊重和信賴。
1985年6月海外信託銀行發生「支票輪（Cheque Kiting）」事故嚴重面臨倒閉危機，最終由香港政府接管。我可幸從沒被調回海托，否則我的故事要重寫了。（參見另文——<海托事件和銀行大「執位」>）
1987年大和銀行全面收購美國國際銀行（Rainier International Bank）在港的全部業務，其中包括在港十五間支行並易名為大和銀行。我被委任為副總裁（Vice President），也成為了近三百位職員中最高級及在大和服務年資最長的華人。與日本人共事16年期間我學曉了他們處事和工作的文化，從而融入了他們的日式管理模式。我也曾兩次被派往日本大阪總行及東京實習，從中吸收了日本銀行管理方式。
香港的經濟一向是受內部和外圍因素影響。香港在戰後透過中國政局因素影響而導致人口急劇膨脹。在土地供應和商住房屋不足的情況下，地產業的表現便成為了整體經濟的主要因素。1970年股市暢旺也帶動了地產業，但地產的過度發展和股市的過度膨脹，最後也釀成股市危機。1973年出現恐慌性拋售，同年3月9日恆生指數從1,774.96點高峰下跌。其後港府採取連串措施如股票交易徵稅，實施租金管制、收緊信貸等，更加速跌勢而一發不可收拾。到4月底大跌至816.39點，年底再跌至433.7點。到1974年12月10日，恆生指數跌至150.11點低谷，股市損失慘重。緊接著1974年中東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衰退，香港經濟不景氣，銀行進一步收緊信貸，地產業遂再次陷入另一個低潮。
早在60年代，大批跨國金融機構，主要是商人銀行、國際投資銀行已紛紛到香港開設分支機構。本地中小型財務公司、證券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後，港府相繼放寬外匯、黃金管制，使石油美元東移，香港逐漸成為國際貸款的重要中心。20世紀80年代，日本銀行業憑藉國內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自由化，在國際市場上風光無限。然而，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銀行業陷入長期低迷。1998年，大和銀行宣布三年內結束海外業務。而我在1998年5月，亦正式從華人銀行退下來，結束了這段精彩的金融歲月。
第二十二章 城市變遷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親眼看着香港變臉。印象最深的是油麻地。那裡本來是碼頭倉庫和煤氣廠的地盤，臨海，船來船往，是另一種熱鬧。後來這片地賣了，起樓——文華新村。
文華新村的發展商是彭國珍，嘉年企業的掌門人。他眼光很準，五十年代中已把油麻地碼頭倉庫和中華煤氣舊煤氣廠那幅地買了下來。
興建時這個項目叫作「嘉年新樓」，後來定名文華新村，八座大廈全部以「文」字開頭，老香港人叫它「八文樓」。八座樓由一九六四年起陸續落成，到一九七〇年全部建成，一共約三千個單位，是香港早期數一數二的大型私人屋苑。
那時我十來歲，最愛看建築工地。打樁聲日夜不停，塔吊慢慢轉，樓一層一層往上長。看久了，竟覺得這座城市也在一層一層往上長。
文華新村的位置也好，正正在佐敦道碼頭和巴士總站旁邊，渡海小輪一靠岸，走幾步就到家。搬到那裡住的人，不少是中產家庭——醫生、教師、寫字樓上班的白領。一個屋苑三千戶，其實就是戰後香港新興中產階層的縮影。
今天回想，文華新村不只是一個屋苑，它是香港戰後經濟起飛的見證。倉庫和煤氣廠沒有了，碼頭後來也搬了，但「八文樓」還站在那裡，像一位老鄰居，靜靜看着這個城市繼續變。
銅鑼灣與大坑的民生記憶，另見第二十六章至第二十八章。這裏補記幾件與全港有關的事：1963年與1967年香港面臨嚴重旱災，1963年旱災最嚴重時，每四天只有四小時供水，市民需要預儲食水；旱災促使港府與內地商議供水，1964年簽訂協議，1965年3月起由東江供水到香港。限水期間，「紅A」膠水桶廣為普及，星光實業梁知行之名亦為人熟知。1962年颱風溫黛導致約130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創下香港最低氣壓及最高風速紀錄。1962年3月2日，香港大會堂啟用，是香港首座公共文娛中心。塑膠產業造就香港商業奇蹟，李嘉誠的長江塑膠廠為他打下資本基礎，七十年代進軍地產，創辦長實集團。
第二十三章 姑母的信
姑母在一九六四年移居芝加哥。她走之後，依舊堅持寫信寄回香港，鼓勵我勤奮讀書。那個年代一封信往返往往需要數月，但文字承載的關懷，不會因為距離而減弱。她的信，是我少年時代與「家」之間最穩定的一條線。
這一點，要到我自己也老了，坐在太子道的窗前，才明白。
第二十四章 散了的人
一九六四年，我們接到代表業主的林文傑律師事務所通知：我們所居的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及隔鄰二百七十五號，整幢樓房將拆卸重建，單位須交吉。無奈之下，我們只能遷離。
次年，本港著名地產發展商嘉年地產在銅鑼灣大坑道正逐步完成大型豪宅屋苑「豪園」，嘉年老闆彭國珍向伯父讓出面積三千平方呎的單位，作價二十一萬元。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我們舉家搬入——那是豪園十來座樓宇中最早落成的一座。
入伙後不久，入住的鄰舍漸多，除了商界人士，還有不少知名人物：當時的騎師梅道登及蓓蕾夫婦、摩加利、鄭棣池，名歌星梅艷芳，名伶宮粉紅——影星陳寶珠之母。
我們搬了，張軍光一家也搬了。兩家的孩子又先後出國留學，聯繫漸漸疏遠。張玫去了哪裏，我說不上來。我只知道，有些人在你的生命裏出現過，然後像鳳凰木的花一樣，落了，鋪滿一地，就散了。
二姐讀書天資出色，遠赴美國升學。她的女兒陳宇慧，筆名鄭丰，醉心武俠文學，作品得到金庸、倪匡兩位前輩讚賞。一九六一年那頓董浩雲的飯，二姐作陪；半個世紀後，她的女兒用另一種方式，把文字的力量延續了下去。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想：文字的力量，大概就是這樣在我們家族代代延續的。姑母的信、劉東的字帖、二姐的學業、鄭丰的武俠——還有張玫，她若還記得，記得的是天井裏的跳飛機。
第二十五章 二〇一二年的電視機
黃宜弘1938年12月23日生於泉州，擔任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1998年3月出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2003年成功連任。
二〇一二年，我已經是個老人了。那年五月，我在電視機前看立法會直播。拉布持續超過三十小時。5月17日凌晨四時許，一直沒有發言的黃宜弘突然向主席曾鈺成提議終止辯論，曾鈺成休會之後接納提案，這便是傳聞中的「剪布」。
黃宜弘是黃克立的兒子。我看着電視上他的臉，想起當年太子行樓梯上那個拿着文件、走路很穩的身影。
事後不少傳媒猜測黃宜弘與曾鈺成事先已有默契，黃宜弘予以否認，還說：「我係最老實嘅人，從來不講大話呢！」各大媒體紛紛作出各式各樣推測，亦有說法認為黃宜弘是受中聯辦指示才做出這項突舉。當晚我守在電視機前全程觀看會議經過，本身並不認同議員拉布的做法，所以對黃宜弘的舉動表示認可。事件落幕之後，我也曾拜訪黃宜弘，閒敘往昔點滴。
三狼案是舊香港赤裸的暴力；剪布是另一種香港的產物：規則之內的較量，用程序終結程序。兩者相隔半個世紀，不屬於同一個家族，但它們都屬於同一個香港。而我，從報紙到電視，從少年到老年，一直是那個坐在客廳裏、看着這座城市發生甚麼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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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風物與遠方
第二十六章 銅鑼灣與大坑的歲月變遷（總論）
第五篇記風物與遠方。先說銅鑼灣與大坑——那是我婚後落腳的地方，也是我看着香港變臉的另一個座標。
銅鑼灣不單是香港最繁華熱鬧的購物街區，亦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段之一。霓虹眩目的潮流商鋪背後，蘊藏無數的歷史故事與都市奇聞；毗鄰的大坑，更保留客家村落古風、廟宇建築與中秋舞火龍的百年民俗，兩區緊密相連，見證香港開埠以來海岸變遷、洋行開發、經濟起飛、日資百貨興衰，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動盪、基建與民生變化。
銅鑼灣與大坑，一繁一樸，實則相連。以下分兩章說：先說銅鑼灣的海灣、東角與百貨興替，再說大坑的客家村、蓮花宮與舞火龍。
民生記憶裏沒有太多宏大事件，反覆出現的是這些小事：洗衣的水有多濁，電車有多擠，大丸紙袋有多挺，利舞台散場有多吵，午炮響時海旁的人有沒有抬頭。城市史若只寫填海面積與商場開幕日期，這些聲音就會消失；而銅鑼灣與大坑之所以值得回望，正因為聲音還在地名裏。
第二十七章 銅鑼灣：海灣、東角與百貨興替
銅鑼灣的「灣」，是被一點一點填掉的。先有海灣，後有東角，再有海堤、填海、維園、戲院與百貨。這一章，按這個次序說。
一、海灣、銅鑼與東角
銅鑼灣原指當今維多利亞公園所在的海灣及其東岸，因海岸線形狀像銅鑼而得名，昔日海岸線正是今日銅鑼灣道位置。銅鑼灣古稱鹽船灣，18世紀戴氏家族於海灣東岸建立「鹽船灣紅香爐廟」，即今日銅鑼灣天后廟。
現時一般稱為銅鑼灣的位置，原本稱為東角，意思是維多利亞城之東的一個海角，位置大約是現時維多利亞公園與波斯富街之間，即東角道附近。嚴格來說，東角和銅鑼灣本是兩個地區；今日東角範圍，東至渣甸街，南至禮頓道，北至軒尼詩道。
銅鑼灣的中文地名，與英文 Causeway Bay 並不同源，不宜互相硬譯。中文「銅鑼灣」，一說海灣彎如銅鑼，一說岸邊曾懸銅鑼，舟楫遇風或有警，鳴鑼為號。二說皆帶口傳色彩，卻共同指向一件事：此處原是港島北岸一處可泊船的彎澳，而非今日所見的商場腹地。英文 Causeway，則指十九世紀後期怡和洋行築成的海堤（causeway），把東角與對岸連起來，灣面因之收窄、淤填，英文地名遂定。一中一英，一個記灣形與信號，一個記填海的工程，正好說明此地被改寫的方式。
19世紀中期，銅鑼灣是怡和洋行總部，洋行在東角設置貨倉，於今糖街附近設糖廠。19世紀末，來往港島東西需繞路或坐船，經銅鑼灣甚為不便，於是興建連接海灣的海堤，即現今高士威道，這亦是銅鑼灣英文名「Causeway Bay」（海堤道）的字源。
東角（East Point）是理解舊銅鑼灣的鑰匙。開埠之後，怡和在此建倉、建碼頭、建糖廠，貨棧、煙囪與洋行旗桿，曾是北岸醒目的輪廓。糖街之名，即與東角煉糖有關；渣甸坊、渣甸街，則從洋行貨棧前的市集演變而來。昔日洋行大班的「公司廣場」，日後變成布匹、成衣與小販擠迫的街道，階層換了，地名還在。
渣甸洋行在香港開埠第一年購入土地，發展東角。渣甸洋行主要管理層住宅位於東角以南山頭，原名東角山。一九二零年代，土地權到期，利氏家族購得部分東角地權，因此東角山亦稱利園山。東角反映銅鑼灣海岸線變遷，利園山則象徵華人地位迅速提升。一八四一年，香港政府首次拍賣土地，渣甸洋行投得東角地皮，隨即興建大量倉庫；一八六四年，東角進行唯一一次填海工程。
銅鑼灣東部過去設有銅鑼灣裁判司署，是富殖民地色彩古建築，1980年代因興建地鐵工程拆卸，原址成為港鐵港島綫天后站出口，此後大眾漸漸把天后廟一帶稱為「天后」，舊名「東角」則慢慢被人遺忘。
怡和午炮至今每日午時鳴放，遊客當作奇觀。坊間相傳，因洋行鳴炮敬禮得罪海軍，被罰永世午正放炮一響。故事戲劇性太足，未必句句可據，但炮聲本身是真的：它把東角洋行時代，釘在今日海旁的日常裏。炮位附近，海岸線已數度南移又北推，聽炮的人站着的地方，很多已不是當年初聞炮響的那塊灘。
二、填海、避風塘與維園
銅鑼灣的「灣」，是被一點一點填掉的。二十世紀以前，天后廟一帶尚近岸線。銅鑼灣天后古廟歷史遠早於開埠後的洋行倉庫，廟前原可見海；其後填海把海水推遠，廟宇留在內街，只餘地名「天后」提醒人：這裏曾經是船戶上香、漁舟寄椗之處。避風塘亦隨工程多次改形，艇戶、遊艇會與貨運碼頭的位置層層疊壓，舊圖與新圖幾乎對不上。
至1950年代，銅鑼灣進行大型填海，把海灣填平，部分土地興建交通幹道，部分成為今日維多利亞公園，奇力島亦從此連陸。
戰後大規模填海，為北岸換來平地，也換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維多利亞公園於1957年啟用，原址大體是填海而得。五六十年代的維園，尚未成為日後集會與年宵的代名詞，卻已是附近唐樓居民不多的去處：放風箏、午睡、聽粵曲、看足球。對大坑與銅鑼灣的街坊而言，維園的意義很實在——它把原本屬於海灣的空闊，還給了沒有花園的人家。
填海帶來馬路與樓宇，也抹去水坑、灘塗與東角的岬角。大坑那條大水坑在六十年代填成浣紗街；銅鑼灣那個月牙形的灣，則化成軒尼詩道、高士威道以南以北的街廓。兩地變遷的手法不同，結果相似：水沒有了，名字還在。
三、戲院、電車廠與百貨興替
若說洋行定義了十九世紀的銅鑼灣，百貨與戲院則定義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銅鑼灣。利舞台曾是區內地標。自1920年代起，粵劇與電影都在此上演，散場時人群湧進渣甸坊與記利佐治街，比任何廣告都更像一座城的心跳。波斯富街舊戲院利舞臺於1992年拆卸，改建為利舞臺廣場。老一輩仍叫「利舞台」，年輕人只知商場；同一地名，記着兩種夜晚。
1960年，日本百貨公司大丸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開業，加上海底隧道興建，港島出口設於銅鑼灣，多家日資百貨先後落戶，令銅鑼灣成為港島主要購物中心，往後東區海底隧道通車，區內更見熱鬧。
日本百貨是另一輪改寫。香港大丸於1960年在銅鑼灣開業，把冷氣、扶手電梯、食品街與櫥窗佈置帶進原本較為市井的街道，營業至1998年結束。
香港大丸由日本大丸與香港商人張玉麟合資開辦，1960年11月3日於記利佐治街與百德新街交界開業，走中高檔路線，逾六成貨品為日本製造，對當時港人充滿新鮮感，大受歡迎；開業第二日，已有接近十萬人光顧，人流絡繹不絕。
大丸有別於傳統百貨公司，秉承日式百貨服務精神，店員待客親切有禮，每日早上開門時，店員站兩旁行鞠躬禮歡迎顧客。它引進不少突破性經營策略，包括「不二價」、分期付款、禮券制度、免費送貨，更有穿和服的化妝品售貨員為顧客化妝，為港人帶來全新消費購物模式。每逢周末、日及假期，大丸人山人海，由地下延伸至一樓的樓梯氣派非凡，寬闊正門成為朋友相約等候的熱門地點，顧客可選購新款時裝、珠寶、化妝品、家電、玩具及日用品，消磨半日時光。
大丸在百貨業界獨領風騷，成功帶動多間日資百貨來港。單是銅鑼灣，1970、80年代就有松阪屋、三越在大丸鄰近開店，形成一股小日本風潮，當時港人逛街習慣先逛大丸，再逛松阪屋和三越。同期香港開業的日資百貨還有伊勢丹、八佰伴、崇光、西武、東急等，日本熱潮席捲全港，港人喜愛日貨、熱衷遊日本，與這段長期接觸日貨的潛移默化不無關係。
面對競爭，大丸積極拓展，1983年在京士頓街開設家居廣場，設立超級市場及家居用品部門。惟1990年代中後期，受日本經濟不景及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大丸嚴重虧蝕。1998年2月削減百德新街店鋪規模，只保留超級市場等部門，最終仍不敵經濟困局，同年6月宣布結束所有香港業務，12月31日正式結業。大丸撤出香港後，松阪屋、三越、伊勢丹、八佰伴等日資百貨亦陸續結業。它們陪伴港人成長，成為一代人青蔥歲月的回憶，「大丸有落」這句口號，至今仍深植港人記憶。
松坂屋亦於1970年代中進駐，同樣在1990年代末離開。1985年開業的崇光，則把「去銅鑼灣」幾乎變成「去崇光」的同義詞，並在日系百貨退潮之後，仍以另一種資本與經營方式留下。
1980年代中全盛時期，銅鑼灣共有四間日資百貨：大丸、松阪屋、三越及崇光。踏入1990年代，日資百貨不是結業便是易手，取而代之是一座座購物商場：香港電車銅鑼灣原車廠重建成今日時代廣場；波斯富街舊戲院利舞臺於1992年拆卸，改建為利舞臺廣場。
大丸與松坂屋的結束，不只是兩家公司結業，也是一代人週末行程的結束：父母帶孩子乘電車到軒尼詩道，先看櫥窗，再在地庫吃一頓不算便宜的西餐或日式定食，然後捧着紙袋擠電車回家。那種紙袋，曾是中產生活剛剛夠到、又尚未被商場完全淹沒的證據。
1994年，時代廣場在舊電車廠一類的地皮上豎起，銅鑼灣的商業重心再往內街與高空移動。自此以後，人們較少遠望海，較多仰望中庭的時鐘。百貨的興替，其實是視線的興替。
銅鑼灣的百貨與戲院，定義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銅鑼灣。下一章說大坑——那條大水坑、那間蓮花宮、那條每年八月出動的火龍。
第二十八章 大坑：客家村、蓮花宮與舞火龍
從銅鑼灣走進大坑，不過十數分鐘。一側是霓虹與名店，一側是蓮花宮、火龍路線與尚存的低層街巷。遊客很容易把它看成「繁華旁邊的老區」，彷彿大坑是銅鑼灣的附錄。時序其實相反。
一、客家舊村、浣紗街與蓮花宮
顧名思義，港島現時的大坑區，從前確實有一條大水坑，匯合南面畢拿山各條支流，流入維多利亞港。逾百年前開埠初期，大水坑兩旁，即現時浣紗街近蓮花街一帶，聚居過千名客家人，自稱大坑村村民，後來外界亦稱該處為大坑。
浣紗街近光明台位置，在四、五十年代是大水坑上游，有多個「番衣氹」。「番衣氹」面積約半個泳池大小，水流湍急，上方有瀑布飛瀉，猶如自動水龍頭。不少村民，甚至附近洗衣公司職員，都會拿客人衣物到此清洗，以木棍拍打衣物去污。這條大水坑原址，於六十年代被填平，即今日浣紗街。
大坑蓮花宮大概建於一八六三年，供奉觀音。廟宇建築十分獨特，前殿為重檐攢尖頂的八角形，與長方形正殿（後殿）之間沒有天井。廟宇坐落山坡，前殿建於拱式石砌平台之上，人字屋頂正殿則建於岩石堆上，其中一塊巨石外露地面。廟宇正立面中央設拱形開口與欄杆，入口階梯設於前殿左右兩側，與一般正門設在正立面中央的傳統中式廟宇並不相同。
蓮花宮與大坑舞火龍關係密切，是區內歷史地標。這項民俗於二〇一一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農曆八月十四，插滿香枝的火龍在大坑巡遊之前，會先到蓮花宮向觀音參拜祈福。
二、大坑舞火龍
大坑舞火龍於2011年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同獲此殊榮的香港傳統習俗還包括長洲太平清醮、天后誕、大澳端午龍舟游涌及盂蘭勝會。2019年，大坑舞火龍更成為「國家級非遺保護實踐案例」。
火龍製作十分講究：龍身全長220英尺（67米），分成32節，先以粗麻繩紮成龍骨，再以稻草紮成龍身（現改用珍珠草）；龍頭以藤條屈曲為骨架，龍牙以鋸齒鐵片造成，雙眼是手電筒，舌頭為漆紅木片。引領舞龍的珠球，是插滿線香的沙田柚，一共兩個。舞龍時，整條龍身插滿火紅長壽香，夜間舞動時星火點點，舞龍健兒不限大坑居民，外來人士亦可參與，體力勝任者，皆可執香起舞。
相傳清光緒年間，大坑瘟疫流行，村民夜夢佛示，謂火龍可驅疫。於是紮草為龍，遍插線香，沿村巡遊，疫氛遂戢。此說未必可逐一稽考，卻說明火龍並非單純節慶表演，而是一村共患難的記憶。舞龍多在農曆八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晚舉行：十四晚先至蓮花宮參拜，再訪區內其他觀音廟祈福，然後龍頭領路，穿街過巷；香火灼手，龍身起伏，兩旁樓宇窗口人頭湧湧。龍身須不斷「插香」，香盡則換，故一條火龍背後，是數百人通宵的手藝與腳力。名錄可以登錄，香火卻仍靠每年中秋有人願意流汗，才不致變成櫥窗裏的標本。
三、四、五十年代的大坑
四、五十年代的大坑，仍有村的骨架。客家人聚居的記憶未遠，浣紗街近蓮花街一帶，洗衣仍是生計：上游「番衣氹」大如半個泳池，木棍拍衣，水聲終日。孩子在坑邊玩耍，婦女以洗衣換取糧米。六十年代水坑填平，這門靠水的手藝隨之退場，街名卻把「浣紗」留下，像一句不肯改口的舊稱。
中秋是兩地疊合得最清楚的時節。大坑火龍出動前，蓮花宮香火先盛；銅鑼灣與維園一帶，燈籠與自製燈籠骨架亦多。火龍經過低矮唐樓，香火幾乎燎到騎樓欄杆，居民把水桶放在門邊，既是防患，也是慣例。那種緊張而喜慶的夜晚，比後來被觀光日程編排的巡遊更近煙火氣。
四、餘韻
今日由銅鑼灣走進大坑，不過十數分鐘。一側是霓虹與名店，一側是蓮花宮、火龍路線與尚存的低層街巷。遊客很容易把它看成「繁華旁邊的老區」，彷彿大坑是銅鑼灣的附錄。時序其實相反。先有水坑與客家村，先有天后廟前的海，先有東角的倉與糖廠，然後才有海堤、填海、維園、戲院與百貨。銅鑼灣不是在空地上長出的商場，大坑也不是為中秋表演而保留的布景。兩地共用一次漫長的改寫：水被填平，灣被推遠，洋行變成街道，街道再變成商場，村俗則借一條香火龍，一年一年把自己重新點着。
地名是最後不肯遷走的居民。浣紗街已無紗可浣，銅鑼灣已難見灣，糖街不聞糖香，渣甸坊亦無洋行大班。可是每年八月，火龍仍從蓮花宮出發。只要那條龍還肯拐進這些舊名之中，銅鑼灣與大坑的歲月，就還沒有完全變成說明牌上的文字。
第二十九章 徐展堂：從街頭信差到政商梟雄的「中漆收購戰」
如果說前半生是看伯父曹耀那一輩人如何建立銀行王國，那麼我成年後的職業生涯，則親眼目睹了新一代商人如何在香港這個舞台上長袖善舞、翻雲覆雨。其中最教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古董大亨」徐展堂先生。
徐展堂的發跡，充滿了傳奇色彩。他一九五〇年隨家人來港，一九五四年父親因肺病去世，他與母親、弟妹相依為命。少年時代，他做過銀行信差、餐館雜工。一九五七年創業，經營食肆、廣告招牌製作、裝修等。七十年代初，香港經濟蕭條，徐展堂冒險購入房地產投資。八十年代初，中英關於九七問題談判，香港地產低潮，徐展堂再次出擊，兩次成功奠定了其經濟基礎。
他善於交際，在社交界廣結人緣。一九七五年，他與弟弟開了一間專承接政府寫字樓清潔合約的公司，結識了後來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梁銘彥，也認識了許多高幹子弟。到了一九八二年，他更與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在香港成立一間叫「利達時」的公司，由徐展堂佔兩成股權。這間公司當時是兵器工業部負責經銷常規武器生意，直接由當時軍委主席鄧小平管轄。憑著這層深厚的政商關係，徐展堂在商場上呼風喚雨，甚至在一九九三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中漆的歷史與曹家的淵源
一九八五年，徐展堂收購了香港老字號「中華製漆」，這背後其實與曹家有一段極深的淵源。
中華製漆（中漆）實為林堃先生於一九三二年創立。當時國內動亂，林先生帶領下集資建廠，以手工坊制漆，捐贈軍用物品支援前線。一九四六年，林先生得同窗好友兼銀行家曹耀（即我伯父）協助策劃重組中漆，向坊間友好招股集資，反應奇佳，成功招得近百股東。最終在同年六月三日在香港成功註冊成立「中華製漆(1946)有限公司」。
發行股本為17,613股，每股50元。因為股東人數多，公司以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形式組成。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1985年爆發「中漆收購戰」時，收購個別散戶的股份，無需驚動中漆的其他股東及董事。這就是這家老字號隱藏了40年後，為徐展堂佈局留下的契機。
戰情激烈的「中漆收購戰」
徐展堂看準了中漆這家公司的特殊結構，展開了收購計劃。原來大部分零散股東已在50年代遷徙美國三藩市和羅省，要如何向他們入手進行遊說？徐先生有一位包括律師、測計師、會計師及銀行家組成的「智囊團」，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佈局——而這個佈局中，我成了關鍵的「拉線人」。
早在徐先生有計劃收購前六個月，曹太太（曹耀遺孀）曾向伯父提出，想把曹老先生的部分遺產中漆股份變賣，好讓老人家套取現金。我向曹老太太建議將股份賣予有世交關係的林坤模（林堃之子）家族。曹老太太見過林坤模後，林坤模不以為意，沒有收購。
誰也沒想到，同年四月某一天，我在中環嶺南會所吃午餐時，一校友走來轉達訊息，說有一位徐姓商人正著手收購中漆，並為嶺南學長黃炳禮傳話。黃炳禮是上市公司博富臨地產老闆，亦是中漆的股東。會面那天，黃炳禮只問了一句：「你家族有意轉賣手上的中漆股份嗎？」我回答：「可考慮。」並沒刻意追問原因。曹家早已得悉徐展堂正積極蘊釀及部署收購行動，故當日對黃炳禮沒有作出表態，只好靜觀徐展堂計劃的發展。
未見黃炳禮前，我已知得徐展堂的智囊團已得悉林坤模與其堂弟林定波業務方針存有分歧。林定波認為中漆業務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得不到大權在握的林坤模認同。這正好給徐展堂一個好機會，便派「拉線人」暗中安排約見林定波。果然，這個「徐波會」談出了具體及出人意表的行動模式。
其實，在美的股東大多是上了年紀的「台山阿伯」，他們都是早在1946年支持林堃成立中漆的原始股東。在50年代移居三藩市和羅省的老華僑，他們因年紀漸老，也很想有點錢渡享晚年，但從未分享過一毛錢的股息。林定波到來，當然給他們意想不到的喜悅。更何況林定波素來是中漆的銷售推廣專才，這回擔當徐展堂的說客非常稱職，駕輕就熟，應付這群老華僑更易如反掌。林定波很順利從老股東取得股份轉讓意向文件。轉讓價為每股2,271元，比40年前認購價50元增了45倍。款項雖未到手，但也令老股東們喜出望外！這回林定波不枉此行，旋即回港向徐展堂匯報喜訊。
原來徐展堂在林定波赴美的同時，已跟林坤模透過雙方律師簽訂了收購協議，收購價為每股2,271元，是公開全面收購（General Offer）形式進行。林定波已暗中為徐展堂做事，林坤模太自信了，他預料不到徐展堂會派人赴美向老股東們進行游說。他總沒想到他公司有位林定波。
徐展堂曾私下透露，收購中漆是配合當時的時勢——中國現代化剛起步，內地經濟必有發展的趨勢，民生需求自然逐步提高，公營設施及交通網絡亦需改善以配合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就著眼這一點，油漆塗料對軍備器材的維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本港的油漆廠有好幾家，除中漆外，還有致利漆廠、香港漆廠等。論歷史背景及規模，中漆當然是香港油漆塗料業的龍頭大哥。收購這家公眾公司個別股東的股份，無需驚動中漆的其他股東及董事，對徐展堂那份協議沒甚意義，他的算盤果真打錯了——這也造就了徐展堂在商業舞台上的一段神話。
古董大亨與新中港集團的起落
徐展堂後來成為跨越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國度的企業家集團。他亦具「古董大亨」的美譽，在過去20年斥巨資從蘇富比、佳士得等拍賣會購回的珍貴文物多達5000多件，包括陶瓷、青銅器、玉器、家具、牙角器等，保守估計總值10多億港元。他更成立了香港第一間私人博物館「徐氏藝術館」，並曾擔任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等。
九十年代初，他更是政商界的「頂爺」，家住山頂豪宅，擁有上市公司中華製漆並周旋於中英兩國。他甚至拉攏了李嘉誠、何鴻燊、霍英東、林建岳等十多個富商成立「新中港集團」，投資內地項目，風頭一時無兩。然而，這間搜刮全港富豪的「私人俱樂部」，不到六年便在金融風暴下清盤，揭露出徐展堂的「雄厚」關係及財力原來如斯脆弱。新中港倒閉後，徐氏被銀行追討，最終要悉數賣掉所持的城巴股份，甚至把手頭心愛的古董也出售，只保留持有中華製漆的北海集團。
二〇一〇年三月五日，徐展堂在北京寓所突發腦溢血，送院後證實腦死亡，同年四月二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終年六十九歲。
回看這場中漆收購戰，我這個「拉線人」既成全了徐展堂的霸業，也幫曹家套現了股份。商場上的合縱連橫，有時比電影還要精彩；而那些叱吒風雲的梟雄，最終也敵不過時代的巨輪。
第三十章 股壇大廚：黃坤的傳奇與市場起伏
如果說徐展堂是中漆收購戰中的梟雄，那麼在香港的商業舞台上，還有一位將「財技」玩到極致，卻也跌得極重的人物——黃坤。他有個響亮的外號，叫「股壇大廚」。
黃坤的起點極低。他一九四八年出生，十八歲時偷渡來港，在酒店當廚房學徒。但他憑着不懈的努力，一九七六年晉升為行政總廚。然而，廚房並沒有困住他的野心。八十年代初，他棄廚從商，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促成京華酒店交易，分得一百萬元佣金。
一九八五年，他以僅十五萬元的資金創立「明珠興業」，開始了他的商業帝國構建之旅。他的手法凌厲，向銀行借貸買入物業，重新包裝後閃電出售獲利，在樓市翻雲覆雨。一九九四年，明珠興業上市，黃坤的財富和影響力迅速膨脹，高峰期公司市值一度近三百億元，其身家亦漲至一百八十億元。
那幾年的黃坤，意氣風發。他投資澳門賭業，讓股價和名聲急速上升；他更涉足賽馬，買下名駒「風雲小子」，在賽場上贏得巨額回報，顯示了他敏銳的投資眼光和對勝利的極度渴望。
九七風暴與科網泡沫的洗禮
然而，黃坤的路並非一帆風順。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樓價大瀉，黃坤身家蒸發逾九成。明珠興業雖然曾試圖轉型為科網公司，但在二〇〇一年科網泡沫破裂後，業績未見起色，負債纍纍。面對如此困局，黃坤選擇辭去公司職務並賣出大部分股份，被迫拱手出讓江山。這一決定無疑是艱難的。
但他並未因此放棄。二〇〇二年，他成立東方明珠實業，再次證明他不屈不撓的精神。二〇〇三年，他以七百六十萬元認購大華國際（現名中國基建投資）兩成新股及擔任公司主席，公司亦改名為東方明珠實業；至〇五年突然辭職並悉數售股獲利。
招商迪辰的變局與安華入局
二〇〇六年，對招商迪辰（亞洲）有限公司及其全體股東而言，是充滿轉變與挑戰的一年。黃坤透過旗下東展，斥資五千萬元入股財團的物流招商迪辰，易名為東方明珠創業，進軍內地及歐洲的能源及資源行業。
在這次重組中，新董事會吸納了多位具國際政商經驗的人士。最令人矚目的，是前馬來西亞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博士（Anwar Ibrahim）曾一度加入黃坤的陣營。集團在短短四十五天內斥資近四億港元，與山西著名煤炭企業成立合資公司「中華煤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四成股權。新董事會亦採取穩健的財政方針，對前董事會遺留的應收賬目及存貨作出一次性壞賬撥備，導致本年度錄得虧損七千七百六十萬港元，但未影響流動現金量。
企業管治的考驗與司法程序
然而，企業的快速擴張，往往也考驗着公司管治的底線。二〇一〇年之後，東方明珠集團因為一樁收購交易，引發了連串的司法程序。據當時的公開報道，公司主席黃坤與前副主席劉夢熊等人被指控涉嫌串謀詐騙，案件交由香港高等法院審理。
在公開的庭審記錄中，獨立非執行董事馮慶炤作供時，提及了公司當時的會議召開與管治情況。他指出，公司在決定收購油田時，會議的召開與通知程序引發了爭議，並形容當時的董事會議更像是為了滿足上市要求而舉行。
身為一名在金融界打滾多年的銀行家，看到曾經叱吒風雲的企業家面臨司法程序，我心中更多的是對「企業合規」與「現代化管治」的深刻反思。黃坤的故事，是香港戰後商業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一頁。他從廚房學徒起步，憑藉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敏銳的商業眼光，成功轉型為商業巨頭。然而，商業的成敗與法律的界線，往往只有一線之隔。這也讓我日後在從事金融合規工作時，更加敬畏市場與規則。
第三十一章 法蘭西的綠色征途：東方明珠的廢塑料環保項目
在本書第二十一章〈大和銀行的歲月〉中，我曾提過，中學時期在聖約瑟中英文學校跟外籍神父學的法文，數十年後派上了大用場。當時的我，絕對想不到這門語言會將我從香港的金融中心，帶到歐洲的環保前線，甚至讓我擔任起上市公司在法國的環保項目 CEO。
這一切的機緣，要從「股壇大廚」黃坤說起。
從金融跨足環保的契機
千禧年之後，黃坤在經歷了九七金融風暴的低谷後重出江湖，透過旗下公司入股招商迪辰，易名為「東方明珠創業」，並大舉進軍內地及歐洲的能源與資源行業。2005年10月，我加入了東方明珠集團，負責發展投資銀行的業務，主要是做併購（收購和合併）。
不久，我以董事身份被董事局委派到法國，主持收購法國中部的廢塑料回收廠——Expoitation Resource Internationale (ERI)。
原來這間廠本屬於一位金邊華僑黃先生，收購回來後，我被委任為該廠的 CEO。從銀行家跨界成為環保項目的掌舵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
重拾法文的意外之喜與跨國併購
離開校園多年，我怎麼也沒想到，當年教我法文的神父，竟在無形中為我鋪設了這條跨國之路。法文的底子，讓我在法國與當地的工程師、農民及政府官員溝通時，能夠跨越語言的障礙，建立起信任。
這間 ERI 廠，主要回收的廢塑料是 PE（Polyethylene，聚乙烯）。這些塑料從哪裡來？是我們以最便宜的價錢，直接向法國農民從田野裡收購回來的。經過幾年的發展，ERI 已成為法國中部最大的一間回收廠，也算是法國頂尖的回收企業。
在歐洲做項目，與香港的節奏截然不同。歐盟成員國這十幾年來不斷檢討及更新環保法規和政策，致力於環保的發展。其中，從農民那裡收回來的塑料薄膜（包括地膜和俗稱「天膜」的蓬膜），因為不容易化解，成為環保的重要痛點。這些薄膜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特別是地膜和天膜，是用來控制土壤和空氣的溫度和濕度。
從法國農田到廣東順德：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我在法國和香港之間來回巡視業務，花了大約三年時間，打造了這條廢塑料回收的產業鏈。
這項環保項目從農民收回來後，要經過幾個嚴格的階段：
1. 清洗與破碎：首先要將污糟的塑料用機器洗淨，然後將它破碎。
2. 吹乾與打包：再用機器吹乾，打包運去外國。
3. 化驗與篩選：儲存廠每天都收集不同地方送來的廢塑料（包括工業用及生活用）。ERI 設有化驗室，測試加工後產品的水分和成分（通常可接受的水分在10%以下），並通過篩選機組平臺，去除泥土和細沙等雜質。
4. 出口：經過猛烈的沖洗、壓水、風乾，以及打包成每袋重約450公斤的再生廢塑料產品。每個40尺的貨櫃可裝滿約44袋貨品，總重量約20公噸。
這些步驟屬於上游部分。至於下游，除了直接賣給中國或亞洲區的買家之外，我們亦在廣東順德市設立了一間中外合資的下游工廠——資源萬開（歐陸資源萬開）。
順德工廠的主要業務，是加工和生產 ERI 及其他地區的再生塑料原料，成為再生塑料顆粒。再生顆粒可以減輕塑料製品的製作成本，因為它可混合新塑料顆粒，再進行製造塑料成品。由於優質和獨特的原料來源，使歐陸資源萬開的業務更上一層樓，在行業中極富盛名，也經營海外各類廢塑料貿易，以符合不同市場及客戶的需求。
環保背後的商業與社會價值
將 PE 廢塑料回收，除了 PE 之外，亦有 HDPE（高密度聚乙烯，即硬膠）和 LDPE（低密度聚乙烯）。這些回收後的塑料，可以化為新的環保薄膜，或被製成新的膠製品。
從農民的田野回收聚乙烯塑料，有著多重優點：
· 環保效益：減少塑料廢物進入填埋場，降低環境污染。
· 資源再利用：減少對原材料的需求，保護自然資源。
· 經濟效益：以低價收購，降低企業成本，並為農民提供額外收入。
· 支持農業：改善農業生產環境，減少農田污染，提升土壤質量。
· 促進循環經濟：建立資源高效利用的模式，實現可持續發展。
管治的隱憂與法庭的風暴
擔任法國項目 CEO 期間，我深刻體會到黃坤當年的野心與佈局。他不僅在物流業務上採取穩健方針，更在短短數十天內斥資近 4 億港元，與山西著名煤炭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甚至一度拉攏了前馬來西亞副首相安華博士加入陣營。
然而，企業的擴張與資本市場的風雲變幻總是如影隨形。後來，東方明珠因為收購事宜引發了司法程序，公司主席黃坤與前副主席劉夢熊等人面對相關的指控。在後來的公開審訊中，獨立非執行董事馮慶炤作供時形容公司的管治情況，指出在決策過程中存在溝通與程序上的爭議。
看著這些曾經在商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面臨司法考驗，身為曾參與其中（法國環保項目）的負責人，我心中不免感慨。我並沒有直接參與該次引發爭議的收購決策，但這也讓我深刻認識到，一家跨國企業若缺乏嚴謹的合規機制，其面臨的風險將是多麼巨大。這段法蘭西的綠色征途，不僅是我職業生涯中一次華麗的轉身，更是香港企業走向國際化過程中，一門關於「管治」的沉重必修課。
結語
回望這段法蘭西的綠色征途，它不僅是我職業生涯中一次華麗的轉身，更是香港企業走向國際化、參與全球環保產業鏈的一個縮影。
當年那個在九龍塘練毛筆字、在太子道看風球的孩子，竟能用一口法文，在法國中部的農田與工廠之間，打造出一條跨國的綠色產業鏈。時代的浪潮將我們推向不同的彼岸，但只要當年練字時那份「橫要平，豎要直」的踏實還在，無論是面對銀行的報表，還是法國的廢塑料回收廠，都能找到立足的底氣。
第三十二章 國際動態及時事的關注：資訊的發展
說資訊發展之前，先補幾件基建與社會大事。新界發展推動香港道路網絡擴展，1967年獅子山隧道啟用，1969年香港海底隧道動工興建。航空方面，啟德機場新客運大樓及停車場於1962年落成，控制塔遷至新客運大樓。中五時期，六七暴動爆發，暴動期間出現街頭土製炸彈襲擊，51人喪生，包括林彬被汽油彈燒死；暴動間接催生香港小巴發展，白牌車合法化，演變成今日小巴。這些事，都是我從報章、電台、電視一路看過來的。
既為家中一份子，上下各人的焦點都放在我身上。伯父是一個沉默寡言、很重視傳統禮教的人，對後輩管教頗為嚴謹，對我的言行甚為關注，務求德智方面能達到平衡的發展。他不單要我在學術方面達到基本的要求，也要我在書本外學習和吸納更多知識。他本人對國事和國際資訊有深度的觀察，同樣地，他也著眼培養我關注時事的習慣。
在50年代的香港，媒體資訊的發展可謂迅速。早期坊間接收資訊只憑報章和電臺廣播。原來早在1949年3月，香港麗的呼聲（Radio Rediffusion）已開始啟播，我們家中早期也安裝了。聽說安裝費是港幣25元，每月收費港幣9元，在那年代這算是昂貴的。麗的呼聲為香港首間商營有線廣播電台，共有中英兩個廣播頻道。全盛時期主要播放廣播劇和單人講述的天空小說節目，藝員包括鍾偉明、李我、蕭湘、鄧寄塵等等。受到商業電台免費無線的傳播影響，麗的呼聲的電臺廣播至1973年停播。於90年代初期被徐展堂的北海集團收購，然而今天麗的呼聲留下來大部份的硬件（鋪設於地底的電線系統）已歸於九倉集團旗下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Cable TV）了。
我記得我們的司機劉東是一個標準電台迷，因不捨得花費安裝，便私自把我們家裏麗的呼聲原有的主線從天井分支拉線接駁到他房間的揚聲器，為的是能夠每天和我收聽當時深受歡迎的方榮長篇天空小說《濟公和尚》。他還把故事中，方榮形容濟公的慣用口訣「傳授」給我：「二寸幾頭毛辣萬企，滿面油泥，兩筒鼻涕，爛衫爛褲爛草鞋」。方榮還有其它深入民心的廣播故事：《夜半奇談》及《倫文敘》等。
1959年8月26日，何佐芝開辦的商業電台免費啟播，改寫香港廣播格局。
1957年5月29日晚，麗的映聲啟播，香港正式進入電視時代，那年我讀宣道小學二年級。當時電視機尚未普及，家中雖已訂購，機器卻遲遲未送達。出於好奇，我和姐姐便跑到窩打老道的九龍塘會所，搶先觀賞黑白電視節目。會所就在學校對面，有時候放學，我也會悄悄過去看兒童節目。螢幕之上，有「麗的三花」美譽的龐碧雲、梁舜燕、黎婉玲，還有鍾偉明等藝人，留給我們無數歡樂回憶。
麗的映聲1973年更名為「麗的電視」；1982年9月24日售予澳洲財團，幾經易手，落入邱德根家族，改名亞洲電視。亞洲電視原有免費電視牌照2015年11月30日屆滿，政府決定不予續牌，成為香港首間不獲續牌的免費電視台，最多營運至2016年4月1日，模擬廣播頻譜由香港電台接手。
1967年11月19日，利孝和、祁德尊、邵逸夫等人創辦無綫電視TVB，是香港首間商營免費無綫電視台，亦是全球最大華語商營電視台，坊間又叫三色台、無記。
（插圖備註：1990年電視藝員合照，左：班班；右：李司棋、森森）
亞洲電視前身為麗的呼聲，比無綫電視早十年開台，將近五十八載歲月，七度易主，有過無比輝煌，也一步步走向沒落。八十年代邱德根入主，改名亞洲電視，台徽改成金邊紅銅錢圖案，讓亞視扭虧為盈。八十年代末林百欣接手，憑藉資訊節目《今日睇真D》收視大熱，逼得無綫推出《城市追擊》與之對抗。千禧年之後內地資本進入，亞視逐漸走下坡。
無綫1967年免費開台，迅速搶奪觀眾。1973年麗的轉做免費廣播，改名麗的電視；兩年後佳藝電視開台，香港進入麗的、無綫、佳藝電視「三台鼎立」局面。佳藝電視僅僅經營三年便倒閉，自此亞視與無綫兩家壟斷香港免費電視市場，長年競爭。
七十年代麗的時代，大膽起用新人，誕生麥當雄、李兆熊、屠用雄「麗的三雄」。《天蠶變》1979年播出，威力驚人，迫使無綫腰斬同檔劇集；隔年《大地恩情》系列再創高峰，無綫再度腰斬《輪流傳》。1981年徐小明監製、米雪主演的《大俠霍元甲》，翌年《陳真》風靡全港，掀起武俠劇熱潮。
邱德根主政時期，開辦首屆亞視藝員訓練班，培養出黃秋生等影帝。坊間也流傳邱氏治下節儉，員工每日僅可取用四格廁紙。
1988年林百欣聯同新世界集團收購亞視，結束邱德根七年管治。林百欣入主初期挖角大量台前幕後人才，沈殿霞、曾志偉、盧海鵬相繼過檔；1991年開創《晨早新聞》，開創香港電視早間新聞先河；1998年《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系列，風靡一時。
千禧之後亞視股權持續動盪，多次易手，2007年更換台徽。長年虧損，數碼化進度滯後，股東爭執不斷，自製劇集斷供，一步步走向衰亡。
2011年邵逸夫將無綫股權出售，2012年1月正式卸任行政主席，梁乃鵬接任。我與梁乃鵬在1988年由徐展堂介紹相識，當時梁乃鵬尚在胡關李羅律師事務所擔任資深合夥人。邵逸夫2014年1月7日辭世，享年一百零七歲。
邵逸夫1958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清水灣興建邵氏影城，六七十年代縱橫東南亞影壇，出品逾千部電影，恪守「邵氏出品，必屬佳片」。《楊貴妃》參加法國康城影展，《藍與黑》拿下亞洲影展最佳影片，1959-1973年斬獲大小獎項四十六項。
1965年邵逸夫、利孝和等人投得電視牌照，1967年無綫啟播。1980年利孝和離世，邵逸夫增持股權成為最大股東。2010年錦興集團收購邵氏手上TVB股份，邵氏全面退出電視經營。縱使亞視幾度改朝換代，無綫長期維持市場領先，發展成百億市值傳媒集團。梁振英特首曾經高度肯定邵逸夫對演藝、公益、教育、科研的貢獻。
時事及國際資訊
從小開始，可能受了伯父影響，我已養成觀察時事及國際資訊的習慣，所以電視、電臺和報章成為了我的生活的一部份。
在那時期我最留意的政治人物是當屆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和他處理古巴危機的手段。這發生在1962年（我念中一時）的冷戰時期，當時美國、蘇聯與古巴之間爆發一場極其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事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他下令對古巴施行封鎖，迫使蘇聯撤出導彈裝置。10個月後，美、蘇、英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這個事件被看作是冷戰的頂峰和轉折點，在世界史中人類從未如此近地從一場核戰爭的邊緣擦身而過。
甘迺迪可說是我當代的偶像，可不幸的他在1963年11月22日，他與夫人杰奎琳（Jacqueline）剛剛參加完一次競選活動來到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Dallas, Texas）。他的車隊徐徐拐入榆樹街時，突然聽到兩聲槍響，隨後又是數聲與前兩聲夾在一起，隨著槍聲先後響起，只見甘迺迪的身體隨之猛烈地向後倒去，倒在了杰奎琳的膝上，從此告別了人世。經過縝密調查，美國官方向外公布疑兇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
執筆時（2013年）剛巧是甘迺迪總統遇刺50周年，有關這位極具魅力年輕總統的生平和突然身亡的眾多疑問，再度成為各界關注的話題，不過各個世代對這事件的反應卻大不同。不論新聞媒體、報紙，以及電影公司和書商仍紛紛在搶搭這波甘迺迪熱潮，推出相關題材的報導、電影或新書，估計有逾100本新書即將發行，甚至有作家在書中描繪出若甘迺迪在1963年11月22日並未在達拉斯遇刺身亡，美國的演變。甘迺迪總統之死實在使當年年幼的我（15歲）有莫大的感觸。
第三十三章 馬尼拉華僑義山與旁邊的北方墓園
平時來此地都非常寧靜少人，菲律賓華人多是在清明節和菲律賓全國性的掃墓節日「萬靈節」（每年11月1日及2日），後人會回華僑義山祭祖，有時住在佳城內過夜伴先人。
為何華僑義山會出現世界其他華人地區未見的奢華墳墓？個人認為是深受當地天主教文化的影響。菲律賓華人入境隨俗，在萬靈節的兩天會和其他菲律賓人一樣，住在墳墓過夜圍圈祭祖。所以一方面表達敬祖先，一方面家族聚會的地方怎麼能簡陋，也方便團員過夜。財力夠的菲律賓華人才會乾脆把先人墳墓蓋成和一般活人房子幾乎無差的佳城，造就這獨樹一幟、全球華人墓園的景觀。
不過並非所有菲律賓華人都有錢能為先人蓋獨棟佳城，或是後人付不起佳城墓地的租地費時，也會將先人移往其他類型的墓地，因此華僑義山內也有靈骨塔區和土葬區。園內亦設有販售金紙和香燭的攤位。
旁邊的另一個世界
對比於馬尼拉華僑義山有世上最奢華的華人墓園已經叫人吃驚，位在旁邊的馬尼拉北方墓園還有更驚人的景觀，那邊至今仍有上萬位活人住在墳墓裏。大概是僅次於非洲埃及開羅住著百萬活人的死人城之外，世上第二大、與亞洲第一大規模活人群聚定居死人墓的地方。
住在北方墳場的多是菲律賓國內其他省分下來馬尼拉打拼的異鄉人，迫於在都市內無棲身之所的無奈，才會定居在那。但是另一方面，「死亡」在篤信天主教的菲律賓人眼裏代表「新生」，不是忌諱，因此也不會排斥住在墳墓裏。住在墳墓的上萬人，多數會在萬靈節期間兩天搬出，讓亡者的家屬圍守夜。
第三十四章 綠茵情懷
足球，是那個年代香港全民的消遣。早年電視直播不多，球迷大多依靠收音機收聽賽事。評述員葉觀樨風趣生動，創造出不少膾炙人口的行話，諸如「醫院波」形容傳球失誤坑害隊友，「彈琵琶」比喻守門員讓皮球從腋下溜進球門，這些術語流傳至今。
花墟球場、掃桿埔政府大球場，每逢賽事人山人海。南華、愉園、星島各隊輪番角逐，「南巴大戰」「南愉大戰」萬人空巷。南華「四條煙」姚卓然、何祥友、黃志強、莫祥友，還有張子岱、林尚義、郭錦洪，都是我們少年心中的偶像。
當年警隊旗下警察足球隊實力雄厚，呂樂、顏雄等華探長深度參與球圈，坊間也流傳金禧杯重賞球員勞力士手錶的舊聞。
說到女足，就不得不提有「香港女子足球之母」「世界首位女班主」美譽的陳瑤琴。她出身書香世家，是前清陳望曾的孫女、工業家陳蕉琴的妹妹。五十年代嫁給元朗富商趙不弱。夫妻二人先後贊助華雄、大田多支球隊；六十年代出掌元朗體育會，成為甲組班主，其後入主流浪、加山、海蜂。為推動本地女子足球，1965年創立香港女子足球總會，之後再組建亞洲女子足聯。夫婦倆在六七十年代投入逾三千萬港元發展足球，耗盡家財也毫無悔意，眼見後來香港球壇式微，內心滿是惋惜。
我後來也組建過乙組「馬天尼」足球隊，和陳桂榮一同領軍，Nigel、陳世九、呂宗賢、米高山度士等好手效力，親身體會綠茵場的熱血與歡樂。
補記：阿旺與老婆餅的時代記憶
在那些穿梭於中環寫字樓與跨國併購案的嚴肅歲月裡，香港的流行文化與市井美食，總能提供一種接地氣的放鬆。
這張我收藏多年的《TVB周刊》剪報，記錄了 2003 年初的一場溫馨活動。當時 TVB 劇集《戇夫成龍》紅極一時，飾演「丁常旺（阿旺）」的郭晉安，受邀到元朗老字號「恒香老餅家」，親自教授讀者製作傳統的「老婆餅」。
照片中站在郭晉安身旁、穿著深色西裝的，正是筆者。當時我以嘉賓或活動統籌的身分參與其中，與這位當紅小生一同展示那個巨大的金黃色老婆餅。看著下方十組讀者家庭揉麵糰、包餡料的熱鬧畫面，那種充滿市井人情味的歡笑，正是香港最可愛的地方。
恒香老餅家作為元朗的地標，與灣仔的「大佛口」二天油、中環的「車厘哥夫」西餅一樣，都是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味覺與視覺記憶。時代在變，電視劇的題材在變，但老餅家出爐的酥皮香氣，以及一家人圍著電視看「阿旺」的歡笑聲，卻始終如一。
第三十五章 僑鄉的印記：紙兒子與金山夢
在我們這一代從南洋、四邑僑鄉遠赴海外的人記憶中，「買紙」一詞承載着壓過一個時代苦難的重量。它並非普通紙張買賣，而是美國排華年代，無數華人為求生存、圓「金山夢」而走的絕境求生之路。這也是我自幼從僑鄉長輩口中聽聞、深深刻在心頭的故事。
台山素有「中國第一僑鄉」之稱，旅居海外人數多於鄉內人口。當加州淘金熱傳至粵南，無數台山人懷抱金山夢離鄉別井，遠渡重洋。華工於採礦、修築橫貫大陸鐵路時流血流汗，為美國西部開發作出巨大貢獻，然而迎接他們的，竟是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此法禁止華工移民美國，切斷了合法移民之路。
惟在美出生華人後裔不受此法限制，並可申請海外所生子女來美。一九零六年舊金山大地震與大火，摧毀大量市政出生記錄，令不少在美定居華人得以登記在中國的虛構子女，即便這些子女並不存在。於是一條地下移民通道應運而生——鄉親出資購買這些捏造名額，以「公民子女」身份入境。這便是僑鄉世代相傳的「買紙」，而持此類文件、與登記父親無血緣關係的入境者，被稱為「紙兒子」或「紙女兒」。
買紙從來不只是一張紙那麼簡單。為防欺詐，美國移民當局於馬尼拉灣工程島設立拘留中心，對每一位新入境者嚴格審訊。買紙者必須熟背詳盡的「口供紙」，從虛構家譜、椰林中央池塘位置、村落標誌、鄰居姓氏，到房間格局，每一細節都要滾瓜爛熟。任何一處錯漏，都可能招致數月乃至數年拘留，或當場被逐出境。馬尼拉灣中的工程島，孤懸海上，見證了一代華人移民的苦難與委屈。
據後世統計，當年進入美國的十餘萬華人中，約八成是以「紙兒子」「紙女兒」身份入境。這條通道幾近由台山人壟斷，亦是台山話一度成為紐約唐人街通用語的原因——那是老一輩華人在異鄉相認的鄉音。
買紙風潮延續半個世紀，甚至出現號稱「假爸大王」的許炳濟。他數十年間協助數百名鄉親以紙兒子身份赴美，令不少家鄉村落近乎空殼。直至一九五八年事件曝光，美國當局推出坦白特赦計劃，這段長達半世紀的買紙歷史才終告落幕。
我雖生於菲律賓、長於香港，卻時常從長輩口中聽聞這些往事。買紙付出的代價不只是金錢，更是一輩子隱藏於假身份之下，以及無數家庭的骨肉分離。一如後來我聽聞的陳鴻偉先生故事：其父買紙赴美，雖為二戰老兵，卻因偽造身份無法與妻兒團聚，父子分離數十年，直至陳先生近三十歲才得相見。
薄薄一張紙，承載生存艱難、離別痛楚，以及華人在逆境中掙扎扎根的印記。「買紙」早已成為歷史，但那個苦難年代，永留我們這些僑鄉後人心底，時刻提醒：今日安穩，得來不易。
第三十六章 大佛口與嶺南人：韋少伯家族的百年善緣
站在灣仔皇后大道東與金鐘道的交會處，今天你只看到車水馬龍與玻璃幕牆。但若時光倒流百年，這裡曾有一座六米高的巨型佛像，日夜俯視著電車軌道——它並非寺廟聖物，而是一塊藥油招牌。這，就是「大佛口」地名的由來。
這尊「廣告佛」不只照亮了舊時灣仔的夜晚，更悄然串起了一段跨越三代、連結東南亞與香港的嶺南情緣，也串起了我們曹家與韋家的世交之誼。
招牌背後：從越南彩票到香港地標
故事要從一位「幸運兒」說起。
一九一五年，廣東三水籍青年韋少伯在越南西貢買彩票，意外中獎。他沒揮霍這筆橫財，反而在西貢堤岸華人區開了「二天堂藥行」。店名頗有深意——「民以食為天，藥為第二天」，取自《幼學瓊林》，道出這位華僑「以藥濟世」的初心。
他研製的「佛嘜二天油」迅速風靡。這小小藥瓶何以成功？祕密在配方：韋少伯曾在法國藥房當學徒，融合中西藥理，製出能緩解風濕、蚊叮蟲咬的萬用油。東南亞潮熱，正需此物，連越南保大皇帝、柬埔寨國王都頒章嘉許。
一九三〇年代，二天堂北上香港，在灣仔路口掛起巨型佛像霓虹招牌。夜間佛光粲然，與附近「麗的呼聲」電台的聲波圖案招牌相映成趣，成為當時灣仔兩大「視覺奇觀」。路人指路便說：「大佛口轉彎！」地名由此生根。
佛光下的慈善心：藥油大王的另一面
韋少伯不止會賣藥油。這位「藥油大王」有顆柔軟的慈善心：他捐款給廣州方便醫院、在香港東華醫院連任總理三十三年，更在家鄉獨資建「少伯小學」，讓窮孩子免費讀書。抗日時期，他悄悄賑濟北江水災災民，將「濟世」二字從藥瓶延伸至人間。
我的伯父曹耀，當年亦活躍於香港的慈善與銀行界。在那個年代的華商圈子裡，大家賺了錢多半會回饋社會，韋少伯與伯父雖行業不同，但在「實業救國、慈善濟世」的理念上，卻是不謀而合的。
一九四四年韋少伯去世，留下二十八名子女。家族事業如樹分杈，有的守著藥業，有的闖入地產、印刷，還有人辦報紙——但奇妙的是，許多家族成員的生命軌跡，都匯向同一所學府：嶺南大學。
嶺南緣：從課堂到終身志業
韋家與嶺南的緣分，在韋基球身上體現得最為透徹。
這位韋少伯之子，自嶺南小學讀到嶺南大學，整整十六年浸潤在紅灰校園。畢業後他留學美國，回港後接手家族地產，卻始終心繫嶺南。一九八〇年代，嶺南大學計劃遷往屯門，韋基球挺身而出，擔任嶺南教育機構主席，四處奔走籌款。
他的貢獻不僅在金錢。一九九六年，嶺南大學頒授他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表彰那份深植的「嶺南精神」。後來，他捐設「韋基球數據科學講座教授」席位——在人工智能尚未席捲全球時，已預見數據科學的重要。如今此席由嶺南校長秦泗釗兼任，彷彿一種精神傳承的隱喻。
這份對嶺南的深情，與我在第十九章提過的嶺南歲月（擔任第一屆學生會副會長、會長）如出一轍。我們這些嶺南人，無論身處哪個年代，似乎都有一種「紅灰精神」的印記。
不只是藥油：佛光照耀的多元人生
韋家其他成員的人生，同樣繽紛如萬花筒：
· 韋基舜，嶺南小學畢業後，一九六〇年與兄長創辦《天天日報》，推出全球首份彩色柯式印刷報紙，一時洛陽紙貴。他後來轉戰體壇，擔任香港乒乓球總會主席，活躍政協，人生跨度從新聞館到體育館。
· 韋基華主理二天堂藥業，成為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委員，將祖業與現代規管接軌。
· 多位家族成員行醫濟世，將「藥為第二天」的家訓付諸實踐。
他們的事業各不相同，卻共享嶺南教育的烙印——那份務實、創新、服務社會的精神，恰與二天堂「濟世」初衷遙相呼應。
結語：當佛口無佛，精神長存
今日大佛口，佛像招牌早已消失於城市重建中。二天堂藥油靜靜躺在老藥店的貨架上，成為懷舊象徵。
但故事並未結束。
每當嶺南大學的學生走進「韋基球伉儷視聽劇院」，或數據科學教授在黑板上推導算法，大佛口的記憶便以另一種形式甦醒——從一座廣告招牌，化作教育火種；從商業地標，轉為文化遺產。
這尊「廣告佛」或許從未開口說法，但它所照見的，是一段華僑奮鬥史、一份慈善初心，與一個家族如何將商業成功，澆灌成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
大佛口無佛，佛在心間；嶺南有人，人傳精神。這或許便是香港故事最動人的章節：在世俗喧囂中，悄然結出超越時代的善緣。
第三十七章 大富豪夜總會與嶺南人的隱形網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鄧小平提出了「馬照跑，舞照跳」的政治承諾；同年同月，尖東大富豪夜總會正式開幕。這並非歷史的巧合——「舞照跳」既是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的象徵，亦為那個時代的鑰匙。
過往的敘述多將大富豪定格為紙醉金迷的娛樂符號，但若跳脫都市傳說，它同時是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華商、中資窗口企業、華僑世家與金融權貴交匯的「民間社交中介空間」。
以大富豪夜總會及其核心交際圈為切入點，結合八十年代香港社會轉型與內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我們可以看到一張由羅焯、王光英、李福兆、馮新聰與陳香桃夫婦等關鍵人物交織而成的交際網。這張網，承擔了內地與香港、乃至兩岸美華人之間的人脈連結功能。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張網絡背後貫穿著一條以「嶺南」為紐帶的隱形脈絡。
陳香梅（嶺南大學文學士）與其堂舅廖承志（曾就讀嶺南大學）的家族關係，使大富豪的包廂社交與國家最高層級的統戰、僑務工作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交匯。而李福兆，據口述曾於1968年任教嶺南書院的經歷，這也為他遊走金融圈與知識分子社群之間，增添了一抹跨域的底色。
這條「嶺南脈絡」，也牽動了我伯父曹耀晚年的心血。
一九八〇年，廖承志赴美接受搭橋手術途中經香港，曾與嶺南同窗曹耀、陳德泰、伍沾德等人會面。那一次會面，商討了兩大影響深遠的構想：一是廣州康樂校園的復校事宜，二是對台統一的方略。
歷史的齒輪隨後開始轉動，這兩大構想分別於一九八八年（嶺南大學在廣州復校）與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達成「九二共識」）歷史應驗，並於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標誌著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正式啟動。
然而，歷史總留有遺憾。曹耀與陳德泰於一九八一年相繼離世，廖承志亦於一九八三年病逝。短短三年之內，這三位核心的策劃者，均未能親眼見證這些宏大構想的實現。
如今，大富豪夜總會的霓虹燈早已熄滅，但那些在杯觥交錯間促成的兩岸交流與教育復校，卻如同嶺南校園裡的紅灰精神一般，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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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海托風雲
本書主幹，是我從菲律賓來港、在曹家長大的經歷。但曹家的故事，不止於太子道的大宅。伯父曹耀一生最重要的舞台，是銀行。這一篇〈海托風雲〉，記的是伯父身故之後，海外信託銀行由轉手、倒閉、調查到審結的經過。它與我的童年敘事不同線，故獨立成篇，置於正文之後。
一、序章：轉手
曹耀的離世和葉椿齡外匯支票案等一系列事件，標誌著一段往事的結束。就這樣，在1984年10月，華人銀行轉手給了李文正。
要明白這一筆轉手的分量，得先知道華人銀行從何而來。1978年，伯父曹耀尚在生時，曾主導海外信託銀行收購香港華人銀行，並親任董事長。伯父一向認為，銀行業的根基是信譽，是「人」；他打理過的機構，從民國時代的中國農民銀行，到1949年來港後受陳嘉庚先生委任的集友銀行，以至他與星馬富商張明添、摯友黃錫彬合創的海外信託銀行，無一不是靠人脈與信用撐起來的。1981年9月11日，伯父在美國病逝，享壽七十五歲。同年9月19日上午，香港殯儀館設靈公祭，致祭者近千人，由何世禮將軍親自主禮，並述其生平。他不會想到，三年之後，自己名字所繫的這間銀行，會以轟然倒閉的方式登上所有報章的頭版。
伯父身故後，海托的人事幾番變動。1984年10月，銀行把旗下的華人銀行售予印尼華商李文正。交易完成後不過半年，1985年6月6日，海外信託銀行宣布因嚴重周轉不靈、資不抵債而停業。消息震動全港。翌日，恆生指數急跌87點，業界稱之為「海托震盪」。
二、海托的興
海外信託銀行創辦於1955年，牽頭的是來自馬來亞的富商張明添。張是福建同安人，早年經營印尼土產轉口貿易致富，名下除海托外，尚有設於新加坡、香港、英國的馬來亞合眾銀行，並在台灣經營旅遊業。他出面邀集香港的曹耀、黃錫彬等銀行家合組海托，1972年10月在港上市，1976年於灣仔興建三十層高的總行大廈。到七十年代末，員工逾千，資產近三十億港元，被視為全港數一數二的華資銀行。
1982年3月，張明添逝世。家族以外，由黃長贊出任董事長，張氏之子張承忠任常務董事長，張明添夫人吳嬋蕊任代董事長。張氏創辦人既去，銀行高層人事頻繁調動，表面是經營部署，實則是各方爭持這盤生意的控制權。伯父曹耀也在這一年之前離世。兩位創辦人先後作古，海托的江山，漸漸不像創業時那樣了。
三、支票輪事件與海托大震盪
在80年代發生問題的「問題銀行」，恆隆是第一間，海外信託是最大的一間。
海托的問題於1985年6月6日暴露。是日，港府財政司突然發表聲明，宣布海托銀行無法償還債務，停業兩天。銀行監理專員亦發表聲明，事件不會波及到其他銀行，港府已採取相應措施。當晚，警方在機場扣留數名攜帶百萬巨款，欲逃離香港的海托高層人士，包括張明添之妻、代董事長吳嬋蕊及其子張承忠（常務董事長）等人。
翌日，恆生指數暴跌87點，跌幅之大，可見海托事件影響之甚，業界稱其為「海托震盪」。據傳媒報道，導致事件的直接原因是1981-1982年間，海托一筆數億元貸款的壞帳。這些年來，海托高層人員頻頻調動，流失挪用的資金近40億港元。可見海托的管理在曹耀和張明添去世不久已呈現混亂，同時也暴露了銀行監理機構的疏漏。
事件的起因：
病根早在1979年已經埋下。多明尼加財務公司主席葉椿齡與海外信託銀行高層達成協議，將其財務公司收到的美元支票售予海托，而銀行高層容許該商人以「支票輪」（Cheque Kiting）套現。直到1982年，商人因為周轉不靈，令支票輪崩潰。之後銀行高層及商人串謀以虛假借貸，掩飾因支票輪造成的虧損。最後因虧損太大，無法再掩飾落去，結果海托面臨結業邊緣，也揭開了海外信託銀行事件的序幕。
1985年6月6日，海外信託銀行高層突然宣布，海外信託銀行因為假帳引起嚴重資金周轉不靈，及資不抵債而面臨倒閉。當時的政府恐怕海外信託銀行的倒閉會動搖市民及投資者對本地銀行業的信心，下令海外信託銀行暫時停業。同年6月7日，立法局召開特別會議，三讀通過特別法例，由政府動用三十億外匯基金接管海外信託銀行。當時海外信託銀行的壞帳高達8950萬美元（即近7億港元）。政府又隨即委任新董事局入主，海外信託銀行2日後，海托恢復正常營業。
港府於6月6日晚通過接管海托銀行，約須注入20億港元的資金，以保障存戶利益，防止了危機擴大到銀行業。海托的新董事局，由金融司委派的金融專家負責重組。據查，被接管的1985年，海托已虧損28.66億港元，1986年度虧損2.29億港元，累計虧損30.95億港元。海托所控的工商銀行於1987年售予大新銀行。
四、跨國緝兇與漫長調查
政府在注資海托的同時，亦委派了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及聘請專業會計師，徹查海外信託銀行倒閉的原因。1986年3月，政府要求香港廉政公署聯同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組成30人的聯合專案小組，加上專業會計師，在灣仔的海外信託銀行大廈六樓的海外信託銀行總部銀行高層辦公室，展開長達14個月的深入調查。
專案小組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合作，分別於美國三藩市拘捕涉案商人及於洛杉磯拘捕海托前主席。1986年5月7日，商人被引渡回港待查及候審。
一項五千萬美元的借貸，竟然可在毫無擔保及抵押的情況下借給斯里蘭卡一間新成立的公司？而類似的大額借貸還發生於香港海外信託銀行在澳門、波斯灣、倫敦和三藩市的分行。看到這些借貸文件，負責協助調查的會計師終於可以鬆一口氣。這隊由安永會計師行派出的專才，多月來埋首於堆積如山的文件海中，為的便是要找出海托倒閉的「死因」。這些「異常」借貸文件終於提供了海托詐騙案的破案線索。
能夠偵破海托詐騙案，會計師在幕後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專業判斷，令負責查案的廉署和警務人員能夠在極短時間搜集得足夠證據，把主要涉案人士一一繩之於法。海托案是首宗結合了廉署、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和專業會計師通力調查的案件。當年領導警廉專案小組的郭文緯，及後獲升為領導廉署執行處的首長。回想當年的破案經過，郭文緯仍然記憶猶新。
郭文緯說海托案原由警方調查，後來由於案件涉及嚴重的貪污指控，廉署因而受命加入調查行列。警廉專案小組成立於一九八六年三月，旋即收到可靠情報，指涉案商人及海托主席潛逃美國，而該商人即將逃往另一中美洲國家。由於商人曾任該國名譽領事，香港與該國又無引渡協議，如果專案小組不立即採取行動，商人可能從此一去不返。然而，調查才剛開始，專案小組仍未掌握到充分證據，又怎可貿然冒險採取行動呢？
作出決定後，專案小組立即聯絡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確定目標人物的行蹤。不過，須在四十五天引渡期限內搜集證據的極大壓力亦已籠罩專案小組各成員。兩天見六十證人，三周完成搜證。郭文緯說海托案的犯案手法事實上並非很聰明，但破案的難度在於要在數以萬份計的文件中找出最關鍵的證據和覓得證人核實。因此小組捨棄傳統偵查每一項賬帳的方法，改為揀選最有機會令涉案人士繩之於法的大額借貸，集中調查。而針對缺乏人證的問題，小組更進行了大規模會見證人行動。總動員在兩天內會見了六十多名商人及海托職員、前職員並其他有關人士，核實文件上的重重疑點。工作細緻的程度是一張支票的簽發、貼現、入賬、歸類、存檔等步驟均逐一查證，要來找來協助核實支票的人士達廿多名，所花時間可想而知。
當時負責領導會計師協助調查的何家駒會計師說：「若不收窄範圍作針對性的調查，便難以找出問題核心。所以後來我們決定集中調查海托的大額商業貸款，便陸續發現多宗由二千至五千萬美元不等 的可疑借貸。一直追查下去，好像砌拼圖一般，從文件中拼合出案件的輪廓來。」
雖然專案小組採取收窄打擊面的策略，但調查工作事實上絕不容易。為了套取更多證據，郭文緯說專案小組更首次申請將已成為污點證人的銀行董事帶返廉署拘留中心，以居留線人的身分提供重要內幕資料。與此同時，小組成員在港美兩地穿梭，接見了數以百計的證人，又進行多次搜查行動，絕不放過每一個搜集有力證據的機會。專案小組成員三周不眠不休，終於整理出廿三冊、共逾一萬二千頁的文件證據，在限期內由警廉人員親自運送到美國司法部作為引渡根據。這份引渡文件，更被當時美國司法部譽為美國政府有史以來收到最龐大及完備的文件。
五、審結與大執位
人犯到案之後，真相一層層剝開，案件於1987年5月審結，涉案人士被判入獄2至6年不等：
· 1986年7月：海托前常務董事承認控罪，被判囚三年；後轉為污點證人。
· 1986年9月：海托前首席總經理承認控罪，被判囚三年，上訴後減刑至兩年。
· 1986年11月：海托前高級總經理承認控罪，被判囚四年。
· 1987年5月：商人承認控罪，被判囚八年，上訴後減至六年；另海托案最後一名被告海托前主席被引渡回港後亦承認控罪，被判囚兩年。全案完結。
雖然海托是私人銀行，政府也不會讓它倒閉，不但即時注資，令銀行恢復運作，更不惜人力物力，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可見政府維護香港銀行業健全發展的決心。海托案中，在幕後輔助專案小組進行調查的何家駒會計師說，這項工作不但令他接觸到很多極之敏感的資料，要即時按官方保密法作出宣誓，亦是他事業上唯一一宗要被借調替政府全職工作十八個月的個案。何家駒說海托案是他事業上一宗極之難忘的事件。他見證到調查的複雜性和規模之大，也看到私人機構如果在一個封閉而缺乏監管的機制下運作，管理層誠信出現問題，將會對該機構、業界及社會造成極大損害。時至今日，回頭一看，香港經歷多次經濟危機，銀行體系仍然沒有動搖，正是政府監管得力的結果。
本事件令該銀行的創辦人兼本港著名銀行家曹耀先生的一生心血付諸流水。幸好在早期已離開該行，不受本事件牽涉。
政府出售海托與海托併入星展：
1993年7月，政府以44.57億港元出售。於1985年6月接管的海外信託銀行予國浩集團附屬的道亨銀行。1988年，海托開始扭虧為盈，因為有出售恆隆的先例，先後有八九家銀行向港府表示收購意向，鑒於國浩收購恆隆後表現不俗，港府決定將海托售予國浩集團，售價是44.5億港元。
星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2001年4月向香港的國浩集團收購了香港的道亨銀行集團，包括旗下的道亨銀行及海外信託銀行。2003年7月21日，星展集團宣布道亨銀行、海外信託銀行及DBS廣安銀行完成合併，並改名為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海托這個名稱從此就成為歷史。
補記：八十年代華資銀行的大退潮與監管重建
海托案不是孤例。八十年代香港的銀行危機，香港註冊的華資銀行幾乎全軍覆沒。二十七間華資銀行，或易幟，或接受外資大銀行參股，只剩下永隆等三四家保持完全獨立。永隆銀行為伍宜孫家族擁有，作風一貫穩健，存貸比率一直維持在百分之四十以下，風險小，盈利亦小——就這一點，注定永隆難成大氣候。
八十年代，香港金融業大分化、大組合，充分暴露出家族性、小型化銀行的弱點，亦是優勝劣敗競爭規律的無情體現。這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
面對連續發生的一系列倒閉和醜聞，香港政府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成立了特別小組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銀行監管制度。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立法措施，香港逐漸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銀行監管制度。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舉措：
一、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成立：一九八三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取代了原來的銀行業監理專員，成為香港的銀行業監管機構。HKMA負責監管和管理香港的銀行業務，確保銀行的穩定運作，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註：HKMA實際成立於一九九三年，一九八三年成立者為銀行業監理處，此處從原稿。）
二、銀行業法規和準則的制定：香港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準則來規範銀行的經營行為。其中包括《銀行條例》、《外匯基金條例》等法規，以及《銀行業監管準則》等準則文件。這些法規和準則規定了銀行的資本充足要求、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等方面的要求。
三、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要求：為了確保銀行具備足夠的資本抵禦風險和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香港引入了國際上通用的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要求。這包括採用巴塞爾協議規定的風險權重和資本充足率標準，以確保銀行在面對風險時有足夠的資本儲備。
四、監管和檢查：HKMA定期進行銀行的監管和檢查，確保銀行符合法規和準則的要求，監測銀行的風險狀況，並及時採取措施應對潛在的風險。HKMA還定期發布監管指引，向銀行提供指導和建議。
五、跨境合作和信息交流：香港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和監管機構之間建立了廣泛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機制。這包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等國際機構的合作，以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監管機構的雙邊合作。通過這些合作機制，香港可以及時獲取國際金融業務的最新發展和監管經驗，提高自身的監管水平。
九十年代初，危機仍未絕跡。一九九一年七月，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被發現嚴重虧損後，被英鎊銀行接管；而香港國商銀行因母公司問題，被政府指令停業，並證實財務出現問題，最終清盤收場，連累其他外資銀行一度出現擠提。七月十七日，當時具中東背景的港基銀行和道亨銀行擠提，外匯基金向市場注資，局面得到控制。
早在一九七八年，港府已取消了實行了十多年的限制，允許外資在港註冊銀行或設立分行。外資銀行雖實力雄厚，但缺乏地利，於是收購當地銀行或與當地銀行合股，成為一條捷徑。阿拉伯銀行收購新鴻基銀行（一九八二年獲發銀行牌照，改名新鴻基銀行）；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港府接管清償無力的恆隆銀行；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港府宣布「行政接管」友聯銀行，收購友聯是招商局多元化經營的重要一步，與中信收購嘉華一樣，大獲成功。
八十年代是僑資銀行來港開拓業務的新熱潮，收購與參股是它們開拓的有效途徑。大獲成功者，數大馬的郭氏家族與印尼的林氏家族。郭令燦所控的國浩集團全資擁有道亨，在海托震盪後，國浩先後購得兩間問題銀行——恆隆與海托，跨入華資大銀行之列。林氏家族亦是香港銀行危機的大贏家。
港府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突然宣布接管康年銀行，將動用外匯基金，由渣打銀行協助銀監專員管理康年。銀監專員稱，有數間銀行有意收購康年，只是價錢未談妥。這次港府接管康年非常短暫，十月十日，港府及渣打選定第一太平實業為收購方，從十四日起接管，到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完成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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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曹耀先生事略
外篇〈海托風雲〉多處提及伯父曹耀。其生平事略，具列於此，以備查考。
曹耀（1906年12月23日－1981年9月11日），字光翟，廣東台山那平村人。幼隨親族旅居菲律賓，及長返穗，入廣州嶺南大學，習工商經濟。1925年沙基慘案，先生以嶺南學生身份參加廣州各界示威遊行，面部為流彈所傷；1927年代表嶺大參加廣東省運動大會，於網球、游泳項目獲錦標。1929年畢業。
畢業後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幕僚楊永泰賞識，入中國農民銀行——時人稱民國四大發鈔銀行之一——歷任上海、漢口、廈門、福州及永安等分行要職。1948年政局劇變，先生奉調兼任中國農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時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正奉蔣介石密令，將國庫黃金分批運往台灣；先生洞悉時局，得俞氏及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簽證官麥理浩之低調協助，以拖延手法逐步安排福建存戶把存款南調香港，免遭凍結。1949年定居香江，受僑領陳嘉庚委任為集友銀行總經理。
1955年，先生與星馬富商張明添、摯友黃錫彬合創海外信託銀行，歷任總經理、副董事長兼監察董事。此外，他亦與黃錫彬合創四海有限公司，並曾出任大和海外財務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華人銀行董事長、嘉華銀行總裁，並任香港工商銀行、亞洲保險有限公司、東方紗廠有限公司、恒隆發展有限公司董事。
公職與社會服務方面，先生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青年會中學校董會主席，並曾任嶺南大學同學會主席，對促成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商科研究不遺餘力，出任顧問。 先生事親孝，待人誠，治事勤，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享譽中港之銀行家。
1981年9月11日，先生於美國芝加哥因心臟病手術無效病逝，享壽七十五歲。同年9月19日上午，香港殯儀館設靈公祭，致祭者近千人，由何世禮將軍主禮並述其生平。嶺南同學會痛失英才，敬輓曰：「建業建校，更建德行，深恨天妒雄才安息早。同宗同窗，又同僑地，只差我留老命踵來遲！」
配鄭蕙蘭女士，廣東中山雍陌鄉人，1937年成婚，主婚人為嶺大校友劉紀龍。育二女：長女曹幗，適李偉芳；次女曹倩，適陳履安。1956年，先生自其弟曹臻六子中擇立曹家道為嗣，攜來香港撫養，受中華文化教育——即本書作者。
附錄二 張軍光與「上海幫」朋友圈考
第十一章記荔園與張軍光，正文用敘事體，考證內容另列於此，以備查核。
以下內容據公開資料整理，與正文（憑記憶與聽聞所寫）分列，以備查考。
張軍光（1909年生），上海人，蘇浙工商界名人。曾任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著有《社會發展史綱》。一九三二年因抗日活動在滬失蹤，後赴昆明，任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與楊延修等人合辦昆明中和大藥房並任董事長。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是早期居港上海商人的代表人物。
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一九五〇年與張軍光等合夥接辦荔枝園。其名字常被誤寫為「董伯英」。
董浩雲（1912–1982），「中國船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宴請張軍光及曹倩，見《董浩雲日記》（二〇〇七年出版）。
董之英，仁濟醫院董事局前永遠顧問。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以其先父「伯英」之名命名。
沈常福，馬戲團老闆。一九五八年團面臨破產，將大象天奴售予張軍光。
邱德根，上海同鄉，一九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其餘張軍光往來的蘇浙滬商界人士，尚有萬春先、邵逸夫等。
以上據公開資料整理，與正文（憑記憶與聽聞所寫）分列。凡正文與本附錄有出入者，以正文為回憶、以本附錄為考證，兩存之。
附錄三 正章存目
本書整理過程中，原正章五篇——〈海托風雲〉、〈航班回憶〉、〈九龍醫院山風球〉、〈Molo的孩子〉、〈家中人物〉——已分別併入正文及外篇。存目如下，註明併入何處，以存其原。
〈海托風雲〉：獨立為外篇。
〈航班回憶〉：併入第三章章末補記。
〈九龍醫院山風球〉：併入第七章。
〈Molo的孩子〉：家族淵源一節併入第一章；其餘與第一章重疊，不另存。
〈家中人物〉：併入第十五章。
附錄四 香港地方志中心與《香港志》編纂始末
二○一九年八月，團結香港基金牽頭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Hong Kong Chronicles Institute），組建由學界、商界、專業界及政府代表組成的二十七人理事會。董建華擔任理事會主席，林鄭月娥、駱惠寧擔任名譽贊助人，《香港志》主編為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香港地方志中心設立執行委員會，陳智思出任主席。執行委員會下設編審委員會，編審委員會由二十八位香港學者組成，負責審閱《香港志》內容。李焯芬擔任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
香港地方志中心承傳中華民族編修地方志的優良傳統，肩負編纂首部《香港志》的歷史使命。《香港志》以史為據，全面記載和整理香港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的數據，記錄社會變遷，梳理歷史脈絡，達至存史、資政和育人的宗旨。項目於二○一九年開展，計劃於二○二七年完成第一輪修志工作。
根代表源頭，尋根正是《香港志》的意義，亦是每個香港人需要認識的歷史根源。樹根也具備支撐樹幹，吸收、保存和輸送養分功能，就如香港地方志中心由編撰、保存到推廣本港歷史，是支持香港不斷發展的重要來源。標誌以中式圖章演繹樹根，當中包含「香港」二字，除了彰顯中華文化美感外，亦標誌出資料的權威性。
附錄五 行業觀察：金融合規（Compliance）的興起
在近年的銀行及金融服務界，合規（Compliance）可謂是炙手可熱的職位。根據多項調查與人力資源分析，無論是本地金融機構還是跨國公司，招聘合規專才幾乎成為一項必然的動作。
合規職位的興起
合規在香港金融業的興起，可以追溯到約十年前，與美國的次貸危機及雷曼兄弟的倒閉密切相關。這些事件讓監管機構意識到提升行業監管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投資產品的銷售上。銀行及分銷商不得不加強內部監控措施，從前線業務部門到後勤部門的政策制定與執行，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此外，2010年代初期，全球打擊洗錢活動及反資助恐怖主義的政策更使得合規部門的需求大幅上升。許多跨國金融機構因為未能有效執行監管要求而遭到重罰，這也促使機構重視合規人員的招聘。
合規職位的分類
合規工作可分為兩大類：監管合規（Regulatory Compliance, RC）和金融罪案合規（Financial Crime Compliance, FCC）。RC重點在於理解監管機構的要求，協助業務部門在合規的情況下開展業務；而FCC則專注於防範金融機構成為不法活動的工具，並要求對可疑交易進行深入調查。大型金融機構通常會明確區分這兩個職位，以適應不同的合規需求。相對於大型機構，規模較小的公司可能只有一個合規部門，需面對更廣泛的合規事宜，這類合規人員需具備多面手的能力。
薪酬情況
合規職位的薪酬通常具有吸引力。入門級的合規人員月薪大約在15,000港元左右，這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高於四大會計師樓的入職薪酬。隨著經驗的積累，三至五年經驗的合規專才月薪可達30,000至40,000港元，而在合規領域工作十年以上的專業人士，年薪有機會超過100萬港元。雖然合規部門的花紅和獎金遠低於前線銷售或投資部門，但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和合理的工時，對於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人士來說，無疑是個吸引的選擇。
重視合規人員的知名機構
現時特別重視合規人員的機構，包括了大型銀行（如匯豐、渣打、花旗）、投資銀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基金公司（如貝萊德、富達、蘇黎世保險）、證券公司（如瑞信、德意志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如友邦保險、太平洋保險）與監管機構（如香港證監會、金管局）。
隨著金融行業對合規要求的日益重視，合規職位的需求將持續增長。無論是大型銀行、投資銀行還是基金公司，合規專才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這個變化迅速的環境中，合規人員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還需具備靈活的應變能力，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和市場挑戰。這是我在金融界打滾數十年，看着行業從「跑業績」走向「重監管」的深刻體會。
附錄六 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與李鄭屋村事件始末
【事件背景】
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值冷戰高峰期，海峽兩岸局勢緊張。當時的香港匯聚了大量因國共內戰而南下的難民，社會充斥著親中華民國（右派）與親中共（左派）的兩股政治勢力。港英政府雖然保持中立，但社會底層的工會、幫派與群眾之間，常因懸掛旗幟、慶祝節日等問題發生摩擦。
【暴動經過】
十月十日（雙十節），九龍深水埗、李鄭屋村一帶的親台勢力（右派）在街頭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並派發宣傳品。期間，有政府衛生局人員撕去部分旗幟，引發群眾不滿。隨後，右派群眾開始聚結，並攻擊左派工會、學校及國貨公司。暴動迅速蔓延至九龍半島多處，暴徒四處縱火、搶劫，並攔截車輛。
【李鄭屋村事件】
十月十一日，大批暴徒包圍了深水埗李鄭屋村的左派勞工子弟學校及周邊區域。港英政府出動防暴警察鎮壓無效後，最終調派英軍介入。在清場過程中，軍警與暴徒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嚴重死傷。這也是作者在第八章提到「李鄭屋那邊死人了」的歷史背景。
【平息與影響】
暴動持續至十月十二日，在英軍的武力鎮壓下逐漸平息。據官方統計，此次暴動造成約六十人死亡，逾三百人受傷，數千人被捕。事件發生後，港英政府意識到難民社會中潛藏的意識形態衝突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隨即加強了對社團與工會的監管，並在日後逐步改善公共房屋與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
【編者按】
這場暴動是戰後香港最嚴重的社會衝突之一。對於年僅七歲、剛從菲律賓來港的作者而言，這是一場無法理解的政治風暴；但對於香港歷史而言，這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撕裂。正如作者伯母所言：「大家站的地方不一樣，忘了要好好聽別人說。」這句話，至今仍是這座城市寶貴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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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沒有褪色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滄海桑田。太子道的舊唐樓拆卸重建，雜貨鋪、花園大宅、咖啡屋都不在了。太子行舊樓變了新廈，中環的天際線一高再高。三角花園還在，涼亭翻新過，榕樹修剪過，渠孔的鐵蓋換了新的。
當年寄居伯父家的少年，如今已經滿頭白髮。很多記憶細節慢慢模糊，可是那些感受，不會褪色。
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把張發奎聽成張化灰的那通電話，每日步行返學必經窩打老道金華士多、老闆李金站在門口那聲「返學呀」，《玉樓三鳳》劇組來家裏拿着捲尺相機量度拍照的日子，天井裏張玫跳飛機的身影和荔園圍欄裏的大象天奴，崔鼎動校長說「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林堃說「驚完就唔驚」，陳弼臣寫「保」字時說「做人唔好太精」，黃應機從渠孔取信後低聲說的「天官賜福」，伯父說「人冇事就好」的那個深夜——這些感受，依舊鮮活。
有人問我，甚麼是香港。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香江。而我的香港，是由太子道大宅開始，一連串人和事累積起來的回憶。太子道是一個座標，太子行是另一個，九龍塘花園會所是第三個，三角花園是第四個。
兩個「黃」，一個用笑聲開場，一個用沉默收束。林堃用一句「驚完就唔驚」，把一個異鄉孩子領進了九龍塘的校門。崔鼎動校長隔着圓框眼鏡，對一個連廣東話都聽不太懂的孩子說：「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冇人會笑你。」那幾句話，我記了一輩子。
城市還會繼續向前走，新一代人會書寫屬於他們的香港故事。而我這一代人的舊香江，會隨着我們慢慢老去。但這些記憶不應該被埋沒。
曾經有一個七歲半的少年，被父親從菲律賓送來香港，在太子道的鳳凰木下、在咖啡屋的香氣裏、在窩打老道金華士多的那聲「返學呀」裏、在天井的跳飛機格子上、在荔園圍欄外仰看大象的午後裏、在「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的描紅字帖裏、在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裏、在一通把張發奎聽成張化灰的電話裏、在「李家道」三個字裏，開啟人生，在香江的風雨與溫暖之中，慢慢長大。
舊人、舊屋、舊光影，永遠長存心底。
香江故事，歲月流轉，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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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以口述歷史補史之闕（林鳳萍）
「萬一某天（肇事者）不夠資金，支票輪就會斷，那就叫斷纜。誰會損失？就是銀行。」曹家道講述：「政府暫管海外信託銀行，暫停股票交易，現金存戶不變。」
雖然事前已有充分資料搜集，但訪問內容仍頗令筆者錯愕——銀行是受害者，而不僅僅是肇事者？政府接管銀行，哀嚎「輸身家」的長輩沒有真的破財？——記憶與陳述之間出現落差，如何取捨頗費思量。筆者想起一些學者對於口述歷史的質疑——某程度上，口述歷史正是史學家最忌諱的「孤證」，僅憑一張嘴說話的「一家之言」。因此，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應該徹底放棄口述歷史，以免令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污染」。不過，在今次經驗裏，反過來卻令筆者發現口述歷史無法抹煞的價值。
首先，有疑問才有真相。哪管矛盾也好，錯體也好，「疑問」都是一把通向「真實」大門的鑰匙。修志述史就像是打擂台——不戰而勝，「唔打就唔輸」固然輕鬆愉快；但努力挑戰名為「疑問」的對手，縱然無果，亦雖敗猶榮。
其次，是填補資訊、拾遺原貌。筆者同年代的朋友幾乎都認定「海外信託銀行存戶輸掉所有本金」，這是否代表當年報道錯誤？非也。反之，真相早已擺在眼前——「港府接收海外信託，一週重新恢復營業」。此中的落差，原因就在於當年資訊載體貧實，後續報道往往篇幅既少且短，更不會有什麼花絮報道、新聞追蹤。過氣新聞加上無人損失，結果在珍貴的報章版面上就只落得簡訊待遇，而普通市民當年也是「標題黨」，輕舟一過煙消雲散，最終變成第一印象主導，不管對錯都已群眾腦海中的「集體真相」。口述歷史，正好重整這部分真貌，修正缺失。
再者，口述歷史也帶來一種「身歷其境」的現場感——既不是書蠹們的引經據典，也不是道聽塗說的信口開河，而是實實在在參與歷史的第一手見證。舉例說，對於純粹只是翻閱資料的修志人員來說，曹耀不過是「著名銀行家」五字即可概括的紙上名人。惟在訪問中，曹家道每次提及都尊稱「曹耀先生」。
「我為什麼不叫『爸爸』，而叫『曹耀先生』呢？那是因為我不敢當，因為他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人。」
這種情感資料，史筆難以記載，卻觸動人心。透過第一人身分的自然流露，硬梆梆的歷史因而變得更人性化、更親切可喜——畢竟，歷史就是人的故事。
作者：林鳳萍（編輯） 上載日期：2022年5月16日
鄰里與風雲（1955–1962）
第十章 太子道二七七號
我家所在的太子道一帶，是當時的高尚住宅區，環境幽靜。附近有瑞芳幼稚園、瑪利諾修院學校、喇沙中學，還有地標一樣的聖德肋撒教堂。這一帶住了不少影壇名人和政商人物，張瑛、李麗華、嚴俊，長輩常常提起這些名字。我年紀小，聽不懂誰是誰，只知道街坊招呼熱絡，孩子在巷子裡追逐嬉鬧——這是我最初的香港印象。
鄰里之間關係親厚，大家互相照應，經常串門。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不單是我的家，也是戰後香港社區人情的一個縮影。
而我家飯廳，是另一種熱鬧。伯父（曹耀）朋友多，先輩的嶺南大學同學、親朋故舊，一來就是一圍人。那時候有錢人家請客，很少上酒樓，多半是請到會——廚師帶著夥計、鍋碗和食材，親自上門，在我家灶間開工。我年紀小，最喜歡站在灶間門口看他們煮菜，鍋裡火光一起，香味飄出來，說多香有多香。
到我家的到會，最有名的是「徐福記」，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福臨門」。創辦人徐福全十四歲入行學廚，吃過不少苦，練得一手好菜，年紀輕輕已入清朝官邸做家廚，後來還當上了何東家族的主廚。何東爵士是開埠以來的首富，能在何家灶頭掌勺，自然不是普通人。一九四八年，他自己出來創業，開了「福記」做外燴，專為有頭有面的人家上門辦宴。
說來有趣，徐福全到了我家，反而不怎麼下廚，多半與先輩們在廳上打天九牌。他牌運差，幾乎每賭必輸，輸了也不介意，笑瞇瞇照樣開席。有一次大家笑他：「徐福記、徐福記，豈不是把福氣都『記』走了？」不如改叫「福臨門」，福氣臨門，多好意頭。他聽了很開心，真的就改了名。
聽說改名之後，生意果然愈做愈旺。福臨門要到一九七二年才在灣仔莊士敦道開第一間門市，那是後話，但我家飯廳裡的這個「福臨門」，我老早就見過了。
除了徐福記，家中宴會也常請鳳城酒家來做。鳳城是順德菜，一九五四年元旦在銅鑼灣伊榮街開業，創辦人馮滿是順德名廚，四十年代來港，曾掌山光飯店廚務。順德菜最考功夫，刀工、手工、火候一樣都馬虎不得。大良炒鮮奶、金錢雞、脆皮炸子雞，一上桌，滿座都是讚歎聲。
長輩口中還有一家特別的餐廳——車厘哥夫（Cherikoff）。那是俄羅斯人開的西餐廳，在彌敦道一百八十四號，山林道與柯士甸道之間，正對九龍警署，樓下賣鳥結糖、西餅，樓上才是餐廳。
那時我年紀小，只知道那裡有香甜的鳥結糖。後來長大後才明白，這間餐廳背後承載著一段沉重的白俄流亡史。
當俄國帝國崩潰後，一百多萬忠於沙皇的人逃離了國家。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們中有30萬人居住在中國，主要集中在哈爾濱和上海。起初，他們過著舒適的生活，但當中國於1924年正式承認蘇聯時，白俄羅斯人成為了無國籍人士。
許多難民很難找到工作。一些人曾在俄國皇家軍隊服役，這使得他們成為保安和警察的理想人選。在20世紀30年代初，大約有30名白俄羅斯人被香港警方聘請，加入一支約100人的特別反海盜部隊。其他人在中國各地漂泊，試圖在一個日益不穩定的國家中謀生。
五十年代大批白俄難民由上海、滿洲輾轉來港，有本錢的便開起餐廳。當年香港的正統西餐，多半是俄國菜：雄雞、ABC、太平館、車厘哥夫，都是老一輩的集體記憶。車厘哥夫的第一家餐廳設立在彌敦道184號，最後一位俄羅斯老闆名叫 Vic Cherikoff，後來移民到了澳大利亞。八十年代餐廳轉手給王氏家族時，我幫他們申請融資，只有一個條件：一定要保留「車厘哥夫」這塊招牌。小時候在飯桌上聽來的名字，幾十年後由我親手參與延續，這也算我與老香港的一點緣分。
搬到太子道大宅之後沒多久，天井裏就多了一串腳步聲。張玫是我們鄰居張軍光家的女兒，年紀跟我相若，生得活潑，笑起來聲音很響，隔一道牆都聽得見。兩家挨得近，她時常一個人跑過來曹家吃飯，也不用誰請，熟絡得像半個曹家人。飯後我們就在天井玩「跳飛機」、捉迷藏。她跳飛機總是比我快，一格一格蹦過去，回頭看我還在原地算格子，就笑我：「李家道，你咁慢㗎！」
姑母喜歡她，伯父伯娘更疼她。伯娘沒有女兒，久而久之，索性正式收了她做誼女。張玫叫我伯父做「誼父」的時候，還是一本正經行了禮的，事後卻照常在天井裏大喊大叫。長輩的疼愛沒有把她變成一個規矩裏的小姐，她還是那個笑聲很響的女孩——這一點，我如今想來，格外分明。
張家的孩子多。軍光伯有五個子女，依次是長女張玲、次女張愉、兒子張明、三女張玫，還有幼女張瑞。我玩得最多的除了張玫，就是她哥哥張明。我們三個在天井裏度過的下午，比我在學校裏記得的任何一課都長。那是我在香港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快樂。當時我只覺得尋常，如今才知道，那種隔一道牆就是朋友的日子，一生不會有太多。
軍光伯這個人，我接觸不算多；他的事蹟，大半是後來在飯桌上聽伯父、姑母講的。伯父說，張軍光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初來到香港，是居港蘇浙滬商界裏數一數二的活躍人物。一九五〇年，他聯同製片人蔣伯英和銅鑼灣一間豪華夜總會的老闆溫先生，從石鐘山手中接辦了荔枝角那片荔枝園，改名「荔園遊樂場」，自己任董事長。據姑母說，他們斥資約一百萬元，從美國訂購摩天輪、過山車、騰空飛艇、碰碰車，改為全年開放，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幕，轟動一時。這些我沒有見過，都是聽來的。
既是近鄰，又同是在香港落腳的上海人，兩家自然走動得勤。張軍光跟居港的蘇浙滬商界又極稔熟——這一點，後面第十一章再細講。
荔園那個班底，本身就是半個娛樂圈。園內建起可容一千人的冷氣劇院，于素秋劇團夜夜登台，潘有聲、伊秋水、黃金愛這些名字，五十年代愛看粵劇的人沒有不曉的。一九五八年，張軍光從面臨破產的同鄉、馬戲團老闆沈常福手中，買下鎮團之寶大象天奴（Tino），收養在荔園。
我自己去過荔園，也見過天奴。那是一頭龐然大物，站在圍欄裏面，慢條斯理地捲起長鼻，把遊人遞過去的香蕉捲進嘴裏。園裏人山人海，摩天輪轉個不停，劇院門口貼着大大的戲橋。我擠在人群裏，仰起頭看那頭大象，心裡想：這就是張玫爸爸的園子。
好景不長。荔園開頭五六年，日日逾萬遊人；一九五七年之後，生意忽然走下坡。姑母說外間傳聞紛紜，後來我在報上讀到韋基舜道破：是園內上演脫衣舞太明目張膽，被當局「放蛇」冚檔拉人，從此元氣大傷。張軍光意興闌珊，有意賣盤。同鄉邱德根聽聞，跟他談了一個下午，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邱德根時代的荔園是另一段故事了：羅文在那裏當過三個月驗票員，陳寶珠、蕭芳芳、鄭少秋、七小福年輕時都在荔園的台子上登過場。但舞台，是張軍光搭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報紙登出來的那天，我想起的竟是張玫——不知道她看見沒有。
她父親建起一座遊樂場，我在長輩的話語裏聽見它的喧鬧，又親自走進去，看過那頭大象。別人講荔園，講大象天奴、講于素秋；我講荔園，先想到一個鄰家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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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上海幫」的飯桌
居港的上海商人，有自己的飯桌。張軍光家的飯桌上，我聽伯父講起過一串名字：董浩雲、董之英、萬春先，連邵逸夫都是他的朋友。這些人，個個是蘇浙滬南遷香港的工商文化界人物，平日生意互濟，逢年過節互相走動，子女也常常玩在一起。張玫能滿香港地跑，靠的就是這張飯桌撐起來的圈子。
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中國船王」董浩雲。我記得那頓飯，因為那天二姐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董浩雲做東，宴請張軍光，二姐曹倩陪同出席。一個上海船王，一個上海遊樂場主，席間談的是甚麼，我如今當然不知道；但我知道有這一頓飯——後來翻閱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董浩雲日記》，那一天清清楚楚記在裏面。這就是我們家族與「上海幫」交往留下的最硬的一條紙上證據。
補記：中國船王董浩雲與「仁社」的政商網絡
在張軍光家的飯桌上，伯父最常提起的重量級人物，便是「中國船王」董浩雲。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董浩雲的崛起尤為引人注目。作為一位傳奇的航運巨頭，他從零開始建立了自己的航運帝國。1946年，他創立了中國航運公司，其後在1969年成立了東方海外。憑藉著過人的膽識，他的船隊最終擁有超過150艘貨船，總噸位超過1000萬噸，成為世界七大航運巨頭之一，更被國際傳媒譽為「東方的奧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
董浩雲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對教育也有著極高的理想。1970年，他買下了著名的皇家郵輪「伊利沙伯皇后號」（Queen Elizabeth），計劃將其改造成一所漂浮的大學——「海洋大學」。雖然這艘船在1972年不幸發生火災沉沒，但他的教育理念依然深植於人心。
除了航運與教育，董浩雲與台灣蔣家政權的關係也十分密切。他的兒子董建華（後來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曾在台灣生活，家族在當地擁有眾多親戚。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台灣興建「蔣介石紀念堂」的籌款中，有一部分資金實際上來自董浩雲與董建華的鼎力支持。
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與台灣的企業家與政治領袖之間，常透過一個名為「仁社（Phil Lambda）」的會社組織進行交流與互濟。我年少時，曾多次跟隨伯父外出參加這類社交敘會，對仁社活動中熱鬧而融洽的氣氛印象深刻。
翻閱後來的台灣《工商時報》（2001年）報導，我才驚覺這個社團的影響力之深。仁社的成員涵蓋了國民黨遷台後四十年的財經核心人物，包括嚴家淦、尹仲容、趙耀東、錢純、徐立德等部長級官員。而據說，連香港特首董建華都是仁社成員。
更令人吃驚的是其歷史淵源。追溯起來，仁社竟是上海青幫三大分支之一（與杜月笙的「恆社」、忠信社並列）。其創辦人張仁奎是青幫「大」字輩，成員多為來自天津與蘇浙的企業家和政界領袖。他們在1949年中國解放時，將財富轉移到香港和台灣，表面上是一個民主章程的俱樂部，實際上卻是一張隱密的政商網絡。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董浩雲在港做東宴請張軍光，我的二姐曹倩作陪。這頓飯，不僅是上海幫商界的一次尋常聚會，更是那個時代港台政商網絡與幫會勢力交織的一個縮影。
附記：蔣伯英與「董伯英」
這裏要記一筆容易混淆的事。張軍光的合伙人叫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曾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蔣」與「董」字形相近，後人常把他誤寫成「董伯英」。而香港真有另一個「董伯英」——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的校名。那是仁濟醫院董事局前永遠顧問董之英先生，以其先父「伯英」之名捐款命名的，與蔣伯英全不相干。一字之差，兩家人。
張軍光的飯桌上，這兩個名字碰巧都在——一個是他的合伙人，一個是他商界的朋友。這種巧合，也是舊香江人際網絡密密麻麻的一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