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悠悠，回頭望見舊香江，總是夾雜着鳳凰木的落紅、咖啡屋的焦香，還有舊時街頭人與人之間溫厚的人情。半個多世紀以前，七歲半的我告別菲律賓伊洛伊洛的家鄉，揹着未知，拿着人生第一本菲律賓護照，搭着菲航的飛機降落在啟德機場。從此，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這一幢帶小花園的西式大宅，便成為我少年時代的起點。
那個年代，世界大事也透過報紙、收音機飄進我的少年歲月。我自小受伯父影響，養成關心國際時事的習慣，冷戰風雲、古巴導彈危機，還有甘迺迪總統遇刺的消息，都曾在我心底留下深深的震撼。遠在菲律賓的故土，馬尼拉華僑義山那一座座奢華佳城、萬靈節墳場祭祖的獨特民俗，也時常牽起我對家鄉的思念。
初踏九龍，滿耳都是聽不懂的粵語。太子道兩旁唐樓綿延，雜貨鋪、茶餐廳、裁縫店一字排開，人力車、單車往來穿梭，市井煙火撲面而來。伯父曹耀是海外信託銀行的創辦人，人稱「銀行醫生」，因為膝下無子，父親便將我過繼給他。大宅的鐵閘推開，石板路通往屋舍，院內幾棵鳳凰木，春夏花開滿樹，紅花簌簌鋪滿一地。旁邊那間沒有招牌的小咖啡屋，清晨的咖啡香總會飄進花園，那一口苦澀的咖啡與甜潤的蛋撻，是我對香港最初的味覺記憶。
十二歲那年，還有一件難忘的事。電影公司借來我家大宅的花園拍攝電影《玉樓三鳳》。司機劉東在我身旁興奮地指給我看，喬宏、丁皓、田青這些演員就在我們家的庭院裡拍戲。眼見銀幕故事真實發生在自己日日生活的地方，小小少年只覺得滿是新奇。後來丁皓命運坎坷，而這座承載拍攝回憶的大宅，日後也終將消失在城市拆建之中。
寄人籬下的少年時光，並非全然自在。曹家有一套沒有寫在紙上的家規，刻在日常的點點滴滴。坐私家車，我只能坐前排副駕，後座留給長輩與貴客；不可穿短褲涼鞋踏進客廳；家裡宴客，我要跟傭人在偏廳吃飯；伯父歸家，要替他更換拖鞋、擦亮皮鞋；說話務必禮貌，不可口出粗言；電話響起，須由大人優先接聽。這些規矩壓在一個孩童身上，時常疏忽犯錯。姑母總是溫和勸導，伯父則多半沉默，以眼神令我自省。
司機劉東，是我少年時的啟蒙老師。每日下午，木桌攤開毛筆、墨條與毛邊紙，我一邊靠《兒童樂園》學習中文詞彙，一邊練習舊私塾的描紅字帖，「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反覆臨寫。一個「化」字，我寫了無數張毛邊紙，紙張寫壞了就揉成團，竹簍堆得滿滿。姑母曾說：「寫字係咁㗎。寫壞咗，再寫。寫到張紙化灰，個字就入咗你手。」那個埋頭寫字的午後，也是我自我蛻變的開始，把一個習慣菲語、英語的異鄉孩子，慢慢磨成懂得讀寫中文的少年。
劉東還是個十足的廣播迷。早年香港資訊大多倚仗報章與收音機，麗的呼聲作為香港第一家商營有線廣播電台，家中固然裝了設備，安裝費與月費在當年並不便宜。劉東捨不得自己再花錢裝機，便偷偷從天井把主線分接拉線到自己房間的揚聲器，一有空就拉着我一同收聽廣播劇。方榮演繹的《濟公和尚》裡，「二寸幾頭毛辣鷄，滿面油泥，兩筒鼻涕，爛衫爛褲爛草鞋」這段口訣，我到今日依然記得，除此之外《夜半奇談》《倫文敘》這些經典故事，也陪伴我們度過許多夜晚。後來商業電台啟播，免費無線廣播興起，麗的呼聲的電台節目才慢慢走向落幕。
初來香港錯過小學招生，幸得伯父的好友，中華製漆的林堉相助，引薦我進入九龍塘宣道會小學。那時我還沒有正式中文名，便將英文名Ricardo Lee音譯作「李家道」，這個名字伴隨我走到一九七四年，才透過法律宣誓，改名為曹家道。校長崔鼎動待人溫厚，告訴我：「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冇人會笑你。」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每日步行上學，必經金華士多，老闆李金時常遞來一顆糖或是雞蛋仔，一句「李家道，返學呀」，溫柔撫慰異鄉少年的孤獨。後來我亦曾轉讀牛池灣聖約瑟中英文學校，在校還接觸法文課程。學校附近有一間沒有招牌的寮屋小食店，賣出的擔擔麵香氣撲鼻，林鳳、蕭芳芳、陳寶珠、喬宏，連李翰祥、邵逸夫都會專程前來光顧。後來寮屋區面臨清拆，在李翰祥、李華章幫助下食店得以復業，取名詠藜園。那一口擔擔麵的滋味，成為舊日香港市井難忘的食憶。
大宅鄰里往來熱絡，隔鄰便是張軍光一家。張軍光是來港發展的上海商界人物，荔園遊樂場便是由他一手接手打造。他的女兒張玫活潑爽朗，常常跑來我們家作客，天井之中，我們玩跳飛機、捉迷藏，度過無數個無憂的下午。荔園裡的摩天輪、戲院，還有那頭大名鼎鼎的大象天奴，都是兒時難忘的印記。家中宴客，常請福臨門的徐福全上門辦到會，順德菜的大良炒鮮奶、脆皮炸子雞香溢滿廳；偶爾也會品嚐俄式西餐廳車厘哥夫的西點，舊時上海與南來移民的飲食風貌，盡在一席飯局之間。
少年時也鬧過不少啼笑皆非的趣事。一九六〇年夏日，家中無人，電話鈴響，打來的是抗日名將張發奎將軍。那陣子我滿腦子都是練字的「化」字，將「張發奎」聽成了「張化灰」，鄭重寫下字條留給伯父。伯父看罷字條恍然大悟，忍不住笑出聲。後來伯父帶我前往大坑道拜訪張發奎將軍，讓我得以親眼見證一位走過大時代的長者風采。
跟隨伯父坐船渡海到中環太子行的海外信託銀行，是打開我另一個世界的經歷。在那裡，我遇見兩位黃氏前輩。性格豪邁的黃錫彬，爽朗的笑聲迴盪在銀行大堂，還親切給我起了「黑仔 Black King」的綽號；而黃克立言辭溫和，叮囑我：「英文好，中文都要好。你嚟香港，唔好淨係識英文。」後來驚心動魄的三狼綁架案發生，黃錫彬遭匪徒擄走，那些驚惶不安的日夜，讓我看見舊香港繁華外衣之下，底層的掙扎與險惡。
黃克立先生與伯父相交甚早，兩人的情誼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的福建。黃克立日後為香港回歸貢獻良多，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其子黃宜弘，算起來與我也可謂世交。二〇一二年立法會，議員拉布持續數十小時，我守在電視機前親眼見證黃宜弘提出終止辯論，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剪布」事件。事後我亦曾拜訪他，閒話往日種種。
時代的浪潮不停向前，整座城市也歷經種種洗禮。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建設大步邁進，獅子山隧道通車，海底隧道動工興建，啟德機場新客運大樓落成。天災亦不曾缺席，一九六二年颱風溫黛橫掃本港，帶來慘重傷亡；一九六三、一九六七年接連遇上大旱，全港限水，每四天僅僅供水四小時。家家戶戶搶着用「紅A」膠水桶儲水，我也曾跟着司機劉東到銀行分行取水。同一時期，香港輕工業蓬勃興起，塑膠行業締造不少傳奇，李嘉誠的長江塑膠廠，便是日後地產王國的起點。社會動亂過後，白牌車合法化，演化成我們日後熟悉的小巴。
銅鑼灣也在這數十年間完成蛻變，從舊日的東角海角，隨着填海改寫海岸線。日資百貨陸續登陸，大丸、松坂屋、三越、崇光先後開業，掀起一股日本消費熱潮；昔日利舞臺戲院、電車廠，後來變成利舞臺廣場、時代廣場。大坑一帶，蓮花宮古廟香火綿延，大坑舞火龍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年年中秋點燃滿街星火，承載街坊的祈福願望。
一九五七年，麗的映聲啟播，香港迎來電視時代。那時候電視機尚未普及，家中雖已經訂購，機器卻還未送來。我與家人便跑到九龍塘會所，搶先一睹黑白電視的風采。螢幕之上，「麗的三花」龐碧雲、梁舜燕、黎婉玲，還有鍾偉明等藝員，留給我們無數歡樂回憶。其後麗的幾度易手，改名麗的電視，再轉為亞洲電視；一九六七年無綫電視（TVB）開台，佳藝電視也曾短暫登場，上演一段「三台鼎立」的歲月。《天蠶變》《大地恩情》《大俠霍元甲》一個個經典劇集，烙印在一代代港人的記憶之中。時光流轉，亞視最後不獲續牌，這段熒幕往事，也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電視之外，足球更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最熾熱的全民消遣。當年沒有太多電視直播，大部份賽事要靠收音機轉播。評述員葉觀樨風趣生動，創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術語，「醫院波」「彈琵琶」這些講法，至今仍在球壇流傳。花墟球場、掃桿埔政府大球場，每逢比賽熱鬧非常。南華、愉園、星島各隊角逐，「南巴大戰」「南愉大戰」萬人空巷。南華「四條煙」姚卓然、何祥友、黃志強、莫祥友，還有張子岱、林尚義一众球星，是少年的我心中的英雄。那個年代，警隊亦有實力不俗的警察足球隊，坊間不少江湖人物也深度參與球圈。陳瑤琴被譽為「香港女子足球之母」，耗費巨資推動本地女足，創立香港女子足球總會，亦是那個年代球壇一段傳奇。日後我也曾組建乙組馬天尼足球隊，親身體驗綠茵場上的熱血。
歲月不曾停步，城市一直在蛻變。舊太子行拆卸重建，新的太子大廈拔地而起；油麻地的舊倉庫與煤氣廠消失，文華新村「八文樓」平地興起，成為戰後香港中產階級的居所。一九六四年，律師事務所送來通知，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大宅需要拆卸重建，我們舉家遷出，搬進大坑道豪園。鳳凰木落盡，老鄰居各奔東西，昔日一同嬉鬧的夥伴紛紛出國留學，人與緣分，就像滿地的花瓣，四散飄零。姑母移居遠在美國的芝加哥，一封封跨洋書信飄洋過海，字裡行間滿是對晚輩的勵勉與牽掛。二姐陳曹倩學業優異，赴美國衛斯理女子大學求學，她的女兒陳宇慧（筆名鄭丰）日後寫作武俠小說，延續這一份文學的血脈。
光陰倏忽，當年七歲半自菲律賓來港的孩童，不知不覺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如今高架橋橫亙太子道，舊宅、咖啡屋、唐樓早已消失在城市更新的浪潮裡。但是那些記憶從來沒有褪色：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午後、把張發奎誤聽成張化灰的一通電話、金華士多老闆的問候、荔園大象的身影、家園庭院拍攝電影的點滴、詠藜園擔擔麵的香氣、長輩們語重心長的叮囑；收音機裡的廣播劇、黑白電視的光影、球場上的歡呼吶喊，一樁樁一件件，歷歷在目。
每一個人心裡，都有屬於自己的香港。於我而言，這座城市不是冰冷的高樓大廈，而是太子道的鳳凰花，是渡海輪船的汽笛，是舊鄰居的笑語，是廣播與電視傳來的人間百味，是綠茵場上的歡呼，更是一代南來之人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的點滴故事。舊人舊屋雖已遠去，那些溫暖的片段，永遠埋藏心底。香江歲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