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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戰後教育:從司徒拔道開始~撰文:曹家道

2026 年 11 月 8 日·1.6k 字·2 圖
章旨

抗戰勝利之後,司徒衞重返香港,延續其在嶺南體系的教育事業。他先後主持嶺南香港分校復建、出任澳門嶺南中學校長,晚年又接掌金銀業貿易場學校。本章梳理司徒衞戰後一連串的教育實踐,由香港司徒拔道,輾轉至澳門南灣,再及金銀業貿易場義學,論證其教育行政一以貫之的核心:藉由嶺南辦學傳統的承續守護嶺南精神,以教育服務基層社群。①

一、戰後重返香港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香港重光。司徒衞隨嶺南大學自粵北大村遷返廣州康樂園,不久即赴香港,著手恢復嶺南香港分校的辦學運作。②

此時香港百廢待舉。日佔期間香港人口大幅流失,多數校舍遭軍方徵用或毀損,原有教育體系近乎崩潰。戰後大量難民陸續回流,適齡學童數量急增,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極為殷切。司徒衞以香港分校校長的身份,承擔起重建嶺南在港教育事業的重任。

與此同時,戰後嶺南大學復校工作深陷財務危機。1946年1月,校長李應林致黃念美函,除陳述校務面對的財政困境外,亦提及將安排司徒衞赴美聯絡募款。這亦是司徒衞戰後校務工作重要的一環,詳見附錄乙20。

二、司徒拔道校址的奠基與購置

嶺南香港分校的永久校址設於司徒拔道,該地的取得,有賴香港政商華人精英多方襄助。早在1928年,因鳳輝臺校舍業權易手,分校面臨遷校危機。時任校長司徒衞四出奔走,在校董林護(香港早期掌握鋼筋混凝土技術的華人建築商)指導、校董余仕榮協助之下,成功租下司徒拔道地段,於同年2月遷入開課。文獻記載此地「林木蒼鬱,境地幽靜,陽光充足……洵屬理想之教育園地」;惟初遷之時環境荒蕪,全靠司徒衞等人悉心擘劃營建,才將這片荒地,建設成嶺南在香港的永久校園。

1932年1月16日,鍾榮光校長親筆致函負責購地事宜的相關人士,促請盡快完成校址交接。這份鈐有「鍾榮光」印章的草書信箋寫道:「鼎力主持,俾得早日完成交使,各職教員知有穩固校址,益加奮勉前途發展,實利賴之。」字裡行間,可見這位嶺南主事者,深切期盼香港分校能擁有一處安穩的永久校地。

圖說(可刪去)

這份期盼終於在1933年落實。在校董梁季典與何東爵士(何曉生)協調促成下,嶺南大學校長室發出公函:「日前接到梁君季典及何爵士曉生各一函,對於分校之址,鄙意以十三萬元之價,相讓以為得該處甚合辦學之用。且在廿多年著有成績,安土重遷,似不須更圖若計。」嶺南遂正式購入司徒拔道地段,作為香港分校永久校舍。③

戰後,司徒衞主持校舍修復工程,參照康樂園本部的空間格局,重新規劃教學、生活、運動及宗教活動區域;並將嶺南校訓、校徽、校歌與寄宿傳統完整移植於司徒拔道校園之中。

三、戰後的重建與人事交棒

香港嶺南分校戰後重建,有賴歷任校長與校董會通力經營。

1953年不只是嶺南會所正式開幕之年,亦是嶺南校友網絡邁向制度化的關鍵節點。現存一份嶺南會所發出的會議通知函顯示,當年7月11日,會所董事會主席李炳超致函李毓宏等董事,訂於7月14日假康年儲蓄銀行董事室召開第二次董事會,核心議題為「討論本會所註冊章程」。這批嶺南校友精英借鑑現代企業治理模式,為校友組織的法人化奠下基礎。

伴隨戰後香港教育持續擴張,香港嶺南中學迎來人事更替。據早期《嶺南通訊》記載,前校長陳汝銳「獻身港校,勞苦功高」,屆齡退休;校董會議決致送紀念品,並交由林植宣、曹耀全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校長一職由錢乃信接任。

在陳汝銳卸任、錢乃信接任的前後階段,校董會積極推動擴校計劃,擬於跑馬地或其他地點開辦小學,並組成七人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錢乃信、林植宣、黃汝衡、司徒衞、阮兆剛、李毓宏、陳肇祥。這份委員名單足以證明,司徒衞雖已不再擔任校長,仍以核心校董身分持續參與校務,為嶺南校地與規模擴展出力。

為回應不斷增長的辦學需求,學校啟動擴建工程,增設理化、生物實驗室與圖書館,並於1958年迎來首屆高中畢業生。當時《嶺南通訊》報導該屆畢業典禮,校董會主席陳應鴻以「返老還童」的心情致辭,勉勵畢業生恪守「信、望、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