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台灣的二姐姐陳曹倩的啟發與指導下，我踏上了一段充滿意義的書寫旅程。當時（一九八二年），世界知名船王董浩雲先生辭世，董家計劃編撰《董浩雲日記》，以記錄其一生事蹟，內容依循其生前日記，按時序方式鋪陳。過程中，董家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負責撰寫，並交由中文大學出版。書中曾提及董浩雲與先輩曹耀先生的友誼，惟相關內容尚嫌闕如，遂由董浩雲先生子女董建華、董建平委託二姐姐補足這一章節。曹耀先生在香港擁有豐富而精彩的一生，特別在銀行界聲譽卓著，人稱「銀行醫生」。只是二姐姐早年遠赴美國求學，對先輩在香港的發展與背景所知有限。相較之下，我自幼耳濡目染，隨侍先輩左右，對其數十年的成就及曹家的歷史，有較深刻的理解。於是，這份記錄與撰寫的責任，最終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身上。
最初動筆，是為完成一份責任。隨着研究逐步深入，曹耀先生於中國與香港的種種事蹟，層層展現出令人神往的故事線索，令我難以自拔。十年寒暑，筆耕不輟，終於完成這段歷史的整理，特別聚焦於先輩在商界及金融界的貢獻。時至今日，這份作品已臻成熟，得以編纂成一本半自傳式的家族著作。它記錄了曹家的傳奇與點滴，或許稱不上暢銷書，卻是我心中無價的回憶與成就。
這段書寫的旅程，使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家族，也更加珍惜這份世代相傳的精神。我深信，世間每個家族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這些看似尋常的片段，往往蘊含着珍貴的價值觀與精神傳承。藉此書，我期盼能讓更多人了解曹家的歷史與信念，同時也啟發更多人去探尋、思考自己家族的故事。
我要感謝每一位支持者，尤其是我的姐姐們——沒有她們的鼓勵與協助，這本書無法完成；也感謝所有陪伴我走過人生的人，因為有你們，我的世界才多姿多彩、意義非凡。
最後，願這本書成為一份見證：見證曹家的歷史與價值，也促使更多人反思家族的意義與傳承。
曹家道 謹識
## 序 坐在太子道的老人
人老了，就喜歡坐着。坐着，不動，讓思緒自己飄。
窗外是現在的太子道，高架路橋橫跨街道，車流從早到晚沒有停過。我閉上眼，還是能看見那間大宅，看見花園裡的鳳凰木，看見客廳裏的吊扇在轉。那些東西都不在了，但我知道，它們沒有真的消失。
我來香港那年，七歲半。
## 目錄
- 前言
- 序 坐在太子道的老人
- **第一篇 落腳（一九五五–一九五九）**
- 第一章 伊洛伊洛的孩子
- 第二章 第一本護照
- 第三章 從菲律賓到太子道
- 第四章 家規與毛筆字
- 第五章 會所、校長與「李家道」
- **第二篇 鄰里與風雲（一九五五–一九六二）**
- 第六章 太子道二七七號
- 第七章 「上海幫」的飯桌
- 第八章 張軍光與「上海幫」朋友圈考
- 第九章 荔園大事記
- 第十章 張化灰
- 第十一章 玉樓三鳳
- **第三篇 太子行（一九五五–一九六五）**
- 第十二章 兩個「黃」
- 第十三章 三狼案
- 第十四章 舊樓與新廈
- **第四篇 離散與回望（一九六四–二〇一二）**
- 第十五章 城市變遷
- 第十六章 姑母的信
- 第十七章 散了的人
- 第十八章 二〇一二年的電視機
- **第五篇 風物與遠方**
- 第十九章 銅鑼灣與大坑的歲月變遷
- 第二十章 詠藜園與聖約瑟英文學校
- 第二十一章 國際動態及時事的關注：資訊的發展
- 第二十二章 馬尼拉華僑義山與旁邊的北方墓園
- 第二十三章 資料來源說明
- 尾聲 沒有褪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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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落腳（一九五五–一九五九）
## 第一章 伊洛伊洛的孩子
在伊洛伊洛市（Iloilo City）的一個古樸的區域，叫做莫洛區（Molo），我度過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從熱鬧的慶祝活動到熱情好客的人民，家鄉在我的內心深處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
菲律賓，一個多民族群島國家。漫步其間，你會發現這裏有湛藍剔透的海水，有一望無際的田野、椰子樹和燦爛的陽光。若是細看，你還會發現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們的生活狀態，都是一出別樣的風景。就像童年時在田野裏玩耍的記憶，如夢一般遙遠而美好。那時候，家鄉的田野是我們的天地，我們的樂園。直到某一天，一聲召喚，打破了那平靜的生活。那個叫我名字的聲音，是我媽媽的最後呼喚——是告別過去、迎向新生活的開始。
伊洛伊洛市本身是菲律賓西米沙鄢地區的一顆珍寶，以「愛之城」聞名，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氛圍。我出生的莫洛區，以歷史悠久的教堂、宅邸和美味的特色美食聞名，保存完好的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築，將你帶回到過去。
談到莫洛區，就不能不提到聖安妮堂（Santa Ana Parish Church），更常被稱為莫洛教堂。這座標誌性建築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歷史地標，堂內供奉的聖像全是女子，人稱「女聖人之堂」。它宏偉的外觀和複雜的細節從不辜負遊客的期望，人們可以花上幾個小時探索教堂的周圍，深入了解每一個角落背後的故事。
除了文化奇觀，伊洛伊洛還因熱心的人民而聞名。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為伊隆格（Hiligaynon／Ilonggo），他們以熱情好客和真誠友善著稱。在莫洛區長大，我親身體會到社區的溫暖與善良——那是一個鄰居就像家人、陌生人受到最大尊重和關懷的地方。
回顧我的童年，我不禁對自己的根源心存感激。莫洛的魅力給了我冒險精神、對文化多樣性的深刻讚賞，以及對菲律賓傳統的深厚情感。我的出生地，伊洛伊洛市的莫洛區，將永遠在我心中佔據特殊的位置。
## 第二章 第一本護照
我在一九五五年、年幼的時候，在馬尼拉外交部辦理了人生的第一本菲律賓護照。獲得第一本護照，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它打開了心愛的伊洛伊洛市以外的無限可能和冒險。作為一個孩子，想到探索不同的國家、體驗多樣化的文化，我就充滿了興奮和好奇。
簽發護照的，是當年菲國外交部長兼任副總統的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P. Garcia）。加西亞一九五三年當選副總統，一九五七年麥格塞塞總統（Ramon Magsaysay）座機失事罹難，他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後來更獲得連任，在塑造菲律賓歷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影響力不僅限於政治，還觸及像我這樣年輕有抱負的旅行者的生活。
在那個紛擾的清晨，媽媽給我悉心打扮，爸爸在旁匆匆催促，一家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感到既迷茫又無助。我只是一個孩子，對於未來充滿了未知，卻不得不接受這個挑戰，不得不踏上那去往香港的飛機。
站在飛機上望著窗外的雲海，心中湧動著恐慌與矛盾，喜悅與不安交織在一起。從此以後，我，這隻孤鴻，將在異國他鄉，展開新的人生征程。
## 第三章 從菲律賓到太子道
父親在菲律賓的時候，已經跟伯父商量好了。伯父曹耀在香港忙於處理剛創立的海外信託銀行，主持大局，身邊沒有子嗣，父親便安排我來香港，過繼給伯父。這件事不是臨時決定的，是兩兄弟在菲律賓坐下來，一封信一封信商量出來的結果。
父親跟我說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在交代一件早就想清楚的事。我那時七歲半，不太懂「過繼」是甚麼意思，只知道要坐飛機去一個很遠的地方，跟一個不熟識的伯父住。
我坐的是菲航。飛機低飛掠過九龍城，樓宇密密麻麻，像一片灰白色的森林。機輪觸地的一刻，啟德機場的跑道震了一下，我整個人往前傾，手裡攥着的護照差點掉在地上。
走出機艙，空氣潮濕悶熱，停機坪上熱氣蒸騰。踏入九龍的一刻，街頭滿是我聽不懂的粵語，招牌密密麻麻掛在樓下。伯父派車來接，汽車沿太子道一路前行，兩旁建築不斷向後退去。我趴在車窗，靜靜打量這座陌生城市。這條路，從此成為我少年歲月的起點。
太子道很長，橫貫九龍東西。靠近機場那一頭，路旁有一間雜貨鋪，門口擺着幾個木箱，裝着瓶裝豉油、腐乳同罐頭，牆邊靠着掃帚同竹籮。老闆是個矮胖的中年人，終日圍着一條洗得發白的圍裙，站在門口和街坊閒聊。有人來買豉油，有人來賒一包鹽，他都慢條斯理地招呼，一邊秤貨一邊講幾句家常。雜貨鋪旁邊是茶餐廳，再過去是裁縫店，店鋪老闆們彼此熟絡，誰家孩子放學經過，都會被叫住問一句「食咗飯未」。
那時候這裡還沒有密集的商業大廈，沿路大多是兩三層高的唐樓，部分是西式大宅，牆身是淺米色灰泥，鐵欄圍起小小的花園，門前種着大樹。街上的私家車不多，更多是單車、人力車，偶爾有巴士緩緩駛過。人與人之間距離很近，滿是濃厚的市井人情。
伯父的大宅就在這條路上，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一幢帶小花園的西式樓房，旁邊挨着一間小小的咖啡屋。推開鐵閘，石板小路通向大門，院子長着幾棵鳳凰木。春夏時節，紅花滿樹，落花鋪滿地面。大宅內裝有吊扇，緩緩轉動，帶來微弱涼風。客廳傢俱厚重，沙發是深色皮革，牆上掛着畫作。
那間咖啡屋沒有招牌，只在門口擺兩張小圓桌，幾把藤椅，一個玻璃櫃放着西餅。老闆是個中年男人，終日穿着白恤衫，話不多，沖咖啡的手勢卻很穩。早上，咖啡香會飄過鐵欄，飄進花園。我起初只是聞到，後來有一次，伯父帶我過去，坐在門口的藤椅上，叫了一杯咖啡和一塊蛋撻。那杯咖啡我喝不慣，苦，但蛋撻很甜。後來我放學經過，偶爾會停下來，隔着玻璃櫃看裡面的西餅。老闆有時會遞一塊出來，說：「試下，新鮮出爐。」我接過，說多謝，然後站在門口吃完才回家。
初來的日子，孤獨感時常籠罩我。遠離父母，身邊所有人都在用粵語交談，我只能茫然地聽着。空閒時，我會獨自站在花園，望着太子道來往行人，腦海裡思念遠在菲律賓的家人。
## 第四章 家規與毛筆字
伯父曹耀是一位行事嚴謹、沉默寡言的商人，終日為銀行的業務奔波。他把我接進大宅，便把我當作自己的兒子來教。他的家庭有一套完整嚴格的家規，不是寫在紙上的條文，而是全家人默默遵守的習慣。
姑母負責教導我，耐心逐條解釋。坐私家車，我只能坐前排副駕，後座永遠留給長輩與貴客；在家裡不能穿短褲涼鞋走進客廳；設宴招待客人時，我要跟傭人在偏廳吃飯；伯父外出回家，我要主動替他換拖鞋、擦皮鞋；平日說話一定要有禮貌，嚴禁粗口；電話響起，優先由大人接聽，若大人不在，我要仔細記下來電者姓名、來意，留字條轉交。
這一整套規則，壓在一個七歲半的孩子身上，實在不輕易。我時常疏忽，犯各式各樣的小錯。每次犯錯，姑母不會嚴厲責罵，只是溫和地再次提醒。伯父則大多沉默，只用眼神示意我反省。那時候我還不懂，這些看似刻板的家規，本質上是舊一代華人對修養的堅持。他過繼我，不單是給我一間房、一碗飯，是要把我教成一個行事有分寸的人。
司機劉東負責每日監督我的學習。每天下午，他把毛筆、墨條、毛邊紙鋪在木桌上，擺好《兒童樂園》刊物。我靠這本刊物一點點累積中文詞彙，劉東逐字讀給我聽，解釋意思，教我發音。
練毛筆字更是每日必修。除了《兒童樂園》上的故事，劉東還教我寫舊時私塾的描紅字帖：「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他說，從前鄉下的教書先生，就是這樣教細路的。
劉東握着我的手，一筆一劃寫「上」字。他說，這個字最簡單，也最難。簡單，因為只有三畫；難，因為橫要平，豎要直，底下那一橫要托得住上面。我寫了十幾遍，橫還是歪，豎還是斜。劉東不惱，只是把紙抽走，換一張新的，再寫一遍。他告訴我，寫字如做人，要穩定，有骨氣，不可浮躁。
後來寫到「化三千」三個字，我卡在「化」字那裏。「化」字左邊是「人」，右邊是「匕」，我總是寫得歪。那日下午，我一張一張毛邊紙地寫，寫壞了就揉成一團，丟在桌腳的竹簍裏。寫到後來，桌面上堆滿了揉皺的紙團，竹簍也滿了，地上散落着幾張。毛邊紙薄，墨跡未乾就揉，手指頭染得黑黑的，連指甲縫都是墨。
最後一張毛邊紙，我小心地寫，一筆一劃，慢得像在描一條很長的路。寫完，「化」字總算站穩了，左邊的「人」和右邊的「匕」互相靠着，像兩個人並肩站着。我把那張紙遞給劉東看。他接過去，點頭說：「呢張唔錯。」然後把紙夾在書裏，說留着，以後可以對比。
姑母後來走進書房，看見滿地紙團，沒有責備，只是拿掃帚把紙團掃到一起。她說：「寫字係咁㗎。寫壞咗，再寫。寫到張紙化灰，個字就入咗你手。」
那時候我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化」字要寫這麼多遍。後來我讀到「化三千」的意思，才知道「化」是教化、是變化、是慢慢把人磨成一種樣子。我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其實也是在學「化」——把自己從一個只懂英文和菲語的異鄉孩子，一點一點化成一個能讀能寫中文的人。
## 第五章 會所、校長與「李家道」
因為抵港時間太晚，錯過當年小學的招生期，無法直接入讀普通小學。伯父為此費過一些心神，後來跟他的老知己嶺南大學同窗林堃說起這件事。林堃是中華製漆的創辦人，廠房在旺角鴉蘭街，離太子道不遠。他那時常到九龍塘花園會所，伯父週末也愛帶我到那裏喝茶。
會所環境清幽，有草坪、涼亭、幾棵老榕樹。林堃多數坐在靠窗那張藤椅上，手邊一杯咖啡，有時看報紙，有時只是望着窗外。
會所裏還有一位稀客，是陳弼臣。他那時與伯父、黃錫彬等人合創亞洲保險，個子不高，說話帶潮州口音，長年往來泰港，不常到會所；偶爾來了，多數坐在另一張藤椅上，有時跟伯父低聲交談，談的是東南亞的局勢、盤谷銀行的業務、潮州人在南洋的生意網絡。他不會主動跟一個孩子說話，但有一次，他看見我在會所的桌子上練字，走過來看了一眼，用潮州腔的粵語說：「字寫得幾好。你識唔識寫『保』字？」
我搖頭。陳弼臣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個「保」字，說：「保險嘅保。人字旁，加一個呆。做人唔好太精，有陣時要肯吃虧，先保得住人。」
我看着那個「保」字，覺得它跟「化」字一樣，都是要慢慢寫才寫得穩的字。
過了幾日，林堃親自帶我去九龍塘宣道會小學。他走路不快，說話也慢，沿途只問我：「驚唔驚？」我點頭。他笑了一下，說：「驚就啱喇。新地方，人人都驚。驚完就唔驚。」
到了學校，林堃先帶我穿過操場旁邊的走廊，走到一間辦公室門口。門上掛着一塊木牌，寫着「校長室」。他輕輕敲了兩下門，裏面有人應了一聲：「請進。」
推開門，我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坐在辦公桌後面。他個子不高，穿一套深色西裝，頭髮梳得整齊，鼻樑上架着一副圓框眼鏡。桌上攤着幾份文件、一本聖經、一個筆筒。他抬起頭，看見林堃，站起來，繞過桌子走過來。
「林先生，」他伸出手，語氣溫和，「呢位就係你講嗰個細路？」
林堃點頭，拍了拍我的肩：「崔校長，呢個就係李家道。菲律賓返嚟嘅，中文底子薄，但係肯學。」
崔鼎動校長微微彎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靜，不像有些大人那樣一見面就問成績。他看了我一會，問道：「你叫李家道？」
我點頭。
「你喺菲律賓讀幾年級？」
「三年級。」我答，聲音有點小。
「咁你識唔識寫自己個名？」
我猶豫了一下，點頭。崔鼎動從桌上拿了一張白紙和一支鉛筆，遞給我，說：「寫俾我睇。」
我接過紙筆，蹲在茶几旁邊，一筆一劃寫「李家道」三個字。「家」字上面一個「宀」，下面一個「豕」，我寫得很慢，因為那個「化」字我已經寫到紙化灰，我知道一個字要寫得穩，不容易。寫完，站起來，把紙遞給他。
崔鼎動校長接過去，看了看，點頭說：「字寫得幾端正。你練過字？」
「劉東叔教我寫毛筆字。」我說。
他笑了一下，把紙放在桌上，對林堃說：「中文底子係薄啲，但係肯寫，肯學，就冇問題。我哋學校收生，睇成績，都睇態度。」
他轉頭看着我，說：「李家道，你嚟香港冇耐，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唔識寫，係咪好辛苦？」
我點頭，沒有說話。
崔鼎動說：「辛苦係正常嘅。但係你記住，呢度係學校，你嚟呢度，就係學嘢。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冇人會笑你。」
他停了一下，又說：「下個禮拜一，你嚟返學。書單同校服，林先生會幫你搞掂。」
走出校長室，林堃帶我經過操場。下課鐘聲響了，學生從課室裏湧出來，在操場上跑來跑去，說着我聽不太懂的粵語。我站在走廊邊上看了一會，心裡有點緊張，又有點期待。
林堃走在我旁邊，又問：「驚唔驚？」
我說：「有啲。」
他笑了一下，說：「驚就啱喇……崔鼎動校長係好人嚟㗎。佢辦學好認真，但係對學生好好。你喺度讀，我放心。」
入學要登記中文名。我本來只有英文名Ricardo Lee，林堃聽了，想了一想，說：「音譯做『李家道』啦。家，係家庭嘅家；道，係道路嘅道。你嚟香港，係行一條新嘅路，但唔好忘記你來自邊個家。」
伯父點頭，說這個名字好。於是「李家道」三個字，就這樣定了下來，直到一九七四年，透過正式法律宣誓，我才改名為曹家道。
入學之後，每日步行返學，從太子道大宅出發，轉出窩打老道，必經一間叫金華士多的雜貨鋪，離我家不遠。門口堆着一袋袋白米、一籃籃雞蛋，牆邊靠着掃帚和竹籮。老闆李金身型瘦削，終日圍着一條洗得發白的圍裙，多數站在門口。遠遠看見我，他就打招呼：「李家道，返學呀？」我應一聲：「係呀，李叔。」有時他轉身從舖裏拿一顆糖或者一個雞蛋仔塞到我手裏，說：「食咗早餐未？讀書要食嘢先有力。」我講多謝，邊行邊食。本來陌生的一段路，就這樣一日一日走熟了。
在校讀書的日子，崔鼎動校長偶爾在早禱後走過操場，看見我，會停下來問一句：「李家道，讀成點？」我說還好。他點頭，說：「慢慢嚟，唔好急。」跟那天在校長室說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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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鄰里與風雲（一九五五–一九六二）
## 第六章 太子道二七七號
我家所在的太子道一帶，是當時的高尚住宅區，環境幽靜。附近有瑞芳幼稚園、瑪利諾修院學校、喇沙中學，還有地標一樣的聖德肋撒教堂。這一帶住了不少影壇名人和政商人物，張瑛、李麗華、嚴俊，長輩常常提起這些名字。我年紀小，聽不懂誰是誰，只知道街坊招呼熱絡，孩子在巷子裡追逐嬉鬧——這是我最初的香港印象。
鄰里之間關係親厚，大家互相照應，經常串門。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不單是我的家，也是戰後香港社區人情的一個縮影。
而我家飯廳，是另一種熱鬧。伯父（曹耀）朋友多，先輩的嶺南大學同學、親朋故舊，一來就是一圍人。那時候有錢人家請客，很少上酒樓，多半是請到會——廚師帶著夥計、鍋碗和食材，親自上門，在我家灶間開工。我年紀小，最喜歡站在灶間門口看他們煮菜，鍋裡火光一起，香味飄出來，說多香有多香。
到我家的到會，最有名的是「徐福記」，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福臨門」。創辦人徐福全十四歲入行學廚，吃過不少苦，練得一手好菜，年紀輕輕已入清朝官邸做家廚，後來還當上了何東家族的主廚。何東爵士是開埠以來的首富，能在何家灶頭掌勺，自然不是普通人。一九四八年，他自己出來創業，開了「福記」做外燴，專為有頭有面的人家上門辦宴。
〔註：徐福全事跡據福臨門官方及報章記載。家中長輩口述，徐福全當年由何世禮將軍引薦到我家，並得何家協助貸款創業。〕
說來有趣，徐福全到了我家，反而不怎麼下廚，多半與先輩們在廳上打天九牌。他牌運差，幾乎每賭必輸，輸了也不介意，笑瞇瞇照樣開席。有一次大家笑他：「徐福記、徐福記，豈不是把福氣都『記』走了？」不如改叫「福臨門」，福氣臨門，多好意頭。他聽了很開心，真的就改了名。
〔註：易名經過係家中口述；公開資料記「福記」於一九五三年正式易名福臨門，取「福到」之意。兩說並存。〕
聽說改名之後，生意果然愈做愈旺。福臨門要到一九七二年才在灣仔莊士敦道開第一間門市，那是後話，但我家飯廳裡的這個「福臨門」，我老早就見過了。
除了徐福記，家中宴會也常請鳳城酒家來做。鳳城是順德菜，一九五四年元旦在銅鑼灣伊榮街開業，創辦人馮滿是順德名廚，四十年代來港，曾掌山光飯店廚務。順德菜最考功夫，刀工、手工、火候一樣都馬虎不得。大良炒鮮奶、金錢雞、脆皮炸子雞，一上桌，滿座都是讚歎聲。
長輩口中還有一家特別的餐廳——車厘哥夫。那是俄羅斯人開的西餐廳，在彌敦道一百八十四號，山林道與柯士甸道之間，正對九龍警署，樓下賣鳥結糖、西餅，樓上才是餐廳。五十年代大批白俄難民由上海、滿洲輾轉來港，有本錢的便開起餐廳，當年香港的正統西餐，多半是俄國菜：雄雞、ABC、太平館、車厘哥夫，都是老一輩的集體記憶。
〔註：車厘哥夫開業年份，家中口述作一九五○年；亦有資料記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待考。〕
我小時候沒怎麼去過，但這個名字聽長輩講得多了，也覺得親切。想不到，這份親切後來真的有了著落——七十年代創辦人家族移民澳洲，餐廳賣給上海的趙家；八十年代再轉手給王氏家族。王氏與我任職的銀行關係好，收購時找我申請融資，我幫他們周旋，只有一個條件：一定要保留「車厘哥夫」這塊招牌。小時候在飯桌上聽來的名字，幾十年後由我親手參與延續，這也算我與老香港的一點緣分。
搬到太子道大宅之後沒多久，天井裏就多了一串腳步聲。張玫是我們鄰居張軍光家的女兒，年紀跟我相若，生得活潑，笑起來聲音很響，隔一道牆都聽得見。兩家挨得近，她時常一個人跑過來曹家吃飯，也不用誰請，熟絡得像半個曹家人。飯後我們就在天井玩「跳飛機」、捉迷藏。她跳飛機總是比我快，一格一格蹦過去，回頭看我還在原地算格子，就笑我：「李家道，你咁慢㗎！」
姑母喜歡她，伯父伯娘更疼她。伯娘沒有女兒，久而久之，索性正式收了她做誼女。張玫叫我伯父做「誼父」的時候，還是一本正經行了禮的，事後卻照常在天井裏大喊大叫。長輩的疼愛沒有把她變成一個規矩裏的小姐，她還是那個笑聲很響的女孩——這一點，我如今想來，格外分明。
張家的孩子多。軍光伯有五個子女，依次是長女張玲、次女張愉、兒子張明、三女張玫，還有幼女張瑞。我玩得最多的除了張玫，就是她哥哥張明。我們三個在天井裏度過的下午，比我在學校裏記得的任何一課都長。那是我在香港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快樂。當時我只覺得尋常，如今才知道，那種隔一道牆就是朋友的日子，一生不會有太多。
軍光伯這個人，我接觸不算多；他的事蹟，大半是後來在飯桌上聽伯父、姑母講的。伯父說，張軍光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初來到香港，是居港蘇浙滬商界裏數一數二的活躍人物。一九五〇年，他聯同製片人蔣伯英和銅鑼灣一間豪華夜總會的老闆溫先生，從石鐘山手中接辦了荔枝角那片荔枝園，改名「荔園遊樂場」，自己任董事長。據姑母說，他們斥資約一百萬元，從美國訂購摩天輪、過山車、騰空飛艇、碰碰車，改為全年開放，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幕，轟動一時。這些我沒有見過，都是聽來的。
既是近鄰，又同是在香港落腳的上海人，兩家自然走動得勤。張軍光跟居港的蘇浙滬商界又極稔熟——這一點，後面第八章再細講。
荔園那個班底，本身就是半個娛樂圈。園內建起可容一千人的冷氣劇院，于素秋劇團夜夜登台，潘有聲、伊秋水、黃金愛這些名字，五十年代愛看粵劇的人沒有不曉的。一九五八年，張軍光從面臨破產的同鄉、馬戲團老闆沈常福手中，買下鎮團之寶大象天奴（Tino），收養在荔園。
我自己去過荔園，也見過天奴。那是一頭龐然大物，站在圍欄裏面，慢條斯理地捲起長鼻，把遊人遞過去的香蕉捲進嘴裏。園裏人山人海，摩天輪轉個不停，劇院門口貼着大大的戲橋。我擠在人群裏，仰起頭看那頭大象，心裡想：這就是張玫爸爸的園子。
好景不長。荔園開頭五六年，日日逾萬遊人；一九五七年之後，生意忽然走下坡。姑母說外間傳聞紛紜，後來我在報上讀到韋基舜道破：是園內上演脫衣舞太明目張膽，被當局「放蛇」冚檔拉人，從此元氣大傷。張軍光意興闌珊，有意賣盤。同鄉邱德根聽聞，跟他談了一個下午，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邱德根時代的荔園是另一段故事了：羅文在那裏當過三個月驗票員，陳寶珠、蕭芳芳、鄭少秋、七小福年輕時都在荔園的台子上登過場。但舞台，是張軍光搭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報紙登出來的那天，我想起的竟是張玫——不知道她看見沒有。
她父親建起一座遊樂場，我在長輩的話語裏聽見它的喧鬧，又親自走進去，看過那頭大象。別人講荔園，講大象天奴、講于素秋；我講荔園，先想到一個鄰家女孩。
## 第七章 「上海幫」的飯桌
居港的上海商人，有自己的飯桌。張軍光家的飯桌上，我聽伯父講起過一串名字：董浩雲、董之英、萬春先，連邵逸夫都是他的朋友。這些人，個個是蘇浙滬南遷香港的工商文化界人物，平日生意互濟，逢年過節互相走動，子女也常常玩在一起。張玫能滿香港地跑，靠的就是這張飯桌撐起來的圈子。
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中國船王」董浩雲。我記得那頓飯，因為那天二姐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董浩雲做東，宴請張軍光，二姐曹倩陪同出席。一個上海船王，一個上海遊樂場主，席間談的是甚麼，我如今當然不知道；但我知道有這一頓飯——後來翻閱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董浩雲日記》，那一天清清楚楚記在裏面。這就是我們家族與「上海幫」交往留下的最硬的一條紙上證據。
### 附記：蔣伯英與「董伯英」
這裏要記一筆容易混淆的事。張軍光的合伙人叫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曾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蔣」與「董」字形相近，後人常把他誤寫成「董伯英」。而香港真有另一個「董伯英」——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的校名。那是仁濟醫院董事局前永遠顧問董之英先生，以其先父「伯英」之名捐款命名的，與蔣伯英全不相干。一字之差，兩家人。
張軍光的飯桌上，這兩個名字碰巧都在——一個是他的合伙人，一個是他商界的朋友。這種巧合，也是舊香江人際網絡密密麻麻的一個註腳。
## 第八章 張軍光與「上海幫」朋友圈考
以下內容據公開資料整理，與正文（憑記憶與聽聞所寫）分列，以備查考。
張軍光（1909年生），上海人，蘇浙工商界名人。曾任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著有《社會發展史綱》。一九三二年因抗日活動在滬失蹤，後赴昆明，任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與楊延修等人合辦昆明中和大藥房並任董事長。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是早期居港上海商人的代表人物。
蔣伯英，上海人，戰時在西南經營影院，一九四六年在港創辦大中華電影公司，旗下雲集李麗華、周璇、朱石麟、吳祖光等上海影人。一九五〇年與張軍光等合夥接辦荔枝園。其名字常被誤寫為「董伯英」。
董浩雲（1912–1982），「中國船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宴請張軍光及曹倩，見《董浩雲日記》（二〇〇七年出版）。
董之英，仁濟醫院董事局前永遠顧問。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以其先父「伯英」之名命名。
沈常福，馬戲團老闆。一九五八年團面臨破產，將大象天奴售予張軍光。
邱德根，上海同鄉，一九六十年代初接手荔園。
其餘張軍光往來的蘇浙滬商界人士，尚有萬春先、邵逸夫等。
## 第九章 荔園大事記
- 一九四八年：荔枝園遊樂場由石鐘山創辦。
-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張軍光、蔣伯英等接辦，更名「荔園遊樂場」，重新開幕。
- 一九五七年後：生意走下坡（韋基舜謂因脫衣舞事件被「放蛇」冚檔）。
- 一九五八年：購入大象天奴。
- 一九六一年：邱德根接手。
- 一九七七年起：受海洋公園競爭，入場人數下跌。
-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天奴因急性肺炎被人道毀滅。
-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荔園動物園結束，逾百隻動物送深圳野生動物園。
-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荔園遊樂場結業。
## 第十章 張化灰
一九六〇年夏，那年夏天格外炎熱。伯父外出赴宴，姑母與傭人一同外出採購，整棟大宅只剩下我一個人。牆上老式電話鈴急促響起，我快步走過去拿起聽筒。
電話另一端傳來一把低沉成熟的男聲，粵語發音略生硬，開口詢問伯父是否在家。我告訴他伯父暫時外出，問他是否需要留下訊息。那人說：「我找曹耀，我係張發奎，請佢回電。」
那幾天我滿腦子都是剛練到紙化灰的「化」字，耳朵好像也跟着偏了。對方說「發奎」，我聽成了「化灰」。我拿出紙與鉛筆，鄭重寫下：「張化灰，請回電。」寫完還覺得這個名字奇怪，怎麼會有人叫「化灰」。
傍晚伯父返家，拿起字條看了好一會，低聲念：「張化灰……張化灰……」然後忽然一怔：「張發奎將軍！」他轉頭問我，聽完原委，沉默了幾秒，然後忍不住笑了一聲。那是我第一次見他笑。他說：「你個『化』字寫得多，聽到乜都變咗化灰。」然後他把字條折好，放進口袋，說：「呢張字條我留住。第日你大個，睇返就知自己細個幾搞笑。」
後來伯父帶我前往大坑道拜訪張發奎將軍。將軍的居所是一間簡樸洋房，花園種滿花草。臨別時，將軍勉勵我好好讀書。那一次拜訪，在我年少的心裡打開一扇窗，讓我知道書本之外，活生生存在着走過大時代的人。
有時候，寫錯一個字，反而記得更牢。
## 第十一章 玉樓三鳳
也是在十二歲那年，家裏來了一班特殊的客人。電懋拍《玉樓三鳳》，需要戲裏三個年輕女子同住的那個「家」，最後看中了我們太子道大宅的格局。
他們來了幾次。美術和製片人員拿着捲尺、相機，在客廳量度，在書房拍照，站在花園裏對着鳳凰木看了很久。吊扇的位置、窗戶的朝向、傢俱的擺法，一一記下。姑母在一邊招呼茶水，我躲在樓梯口看。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在做甚麼，只知道這班人要把我的家「搬」走。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把我家的環境，作為廠內佈局的底樣。電懋片廠裏搭出來的那個「家」，客廳像我家的客廳，房間像我家的房間，連窗框的花紋都照着我家抄。我在這間屋子裏寫毛筆字、寫壞一張張毛邊紙的那些日子，不知不覺成了電影佈景的一部分。
戲裏的徐曼麗，是丁皓演的。她那時剛憑《小情人》紅起來，是電懋力捧的新星，戲裏任性刁蠻，正是最當紅的年紀。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不懂電影圈的事，只知道自己的家，要被複製到一部由大明星主演的電影裏——這件事本身，已經夠神奇。
半個多世紀後，大宅拆了，鳳凰木沒了，但《玉樓三鳳》的拷貝還在。別人看那部戲，是看一個虛構的家；我看那部戲，是看自己十一歲以前的全部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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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太子行（一九五五–一九六五）
## 第十二章 兩個「黃」
跟伯父到中環上班，要從尖沙咀天星碼頭坐渡輪過海。海外信託銀行就在太子行裏。舊太子行是一九〇四年落成的四層高建築，樓底極高，走在走廊裏腳步聲會迴響。
就在那裏，我認識了黃錫彬先生。他是伯父多年摯友，銀行的創辦人之一，性格開朗豪爽，代理美孚石油業務，後來與伯父、陳弼臣等人合創亞洲保險。他打量我片刻，笑着說：「細路，我叫你『黑仔 Black King』啦。」整個大堂都聽得到他的笑聲。
也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黃克立先生。他那時是海外信託銀行的副董事長，話不多，神情溫和，走路不快，但每一步都穩。他看見我，問道：「讀緊書？」我答是。他又問：「中文定英文好？」我猶豫了一下，說英文好啲。他沒有責備，只是笑了一下，說：「英文好，中文都要好。你嚟香港，唔好淨係識英文。」語氣不重，像一個長輩隨口叮囑，但我記住了。
兩個「黃」，一個用笑聲，一個用沉默，先後走進我的少年記憶。我那時不知道，他們後來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寫進這座城市的歷史。
## 第十三章 三狼案
五十年代末，黃錫彬的兒子黃應求被綁架，匪徒割下他的耳朵寄回黃宅，附上署名「野狼」的勒索信。黃家拒絕付款，黃應求最終被撕票。事隔一年多，黃錫彬本人也被同一夥人綁架。
這一次，伯父沒有再等。他親自出面安排贖金，五十萬元，特意換成特定面額的紙鈔。那段日子，伯父很少回家，偶爾回來，也是深夜，坐在客廳裏抽煙，不說話。
有一天下午，劉東開車載我經過九龍塘，車停在雅息士道與金巴倫道交界，旁邊就是那個三角形的休憩公園。就在那時，我看見一個穿淺灰色西裝的男人走進公園，腳步不快，目光掃過涼亭同榕樹。他繞到涼亭後面，蹲在一棵榕樹旁邊的混凝土渠孔那裏，伸手從鐵蓋的縫隙裏取出一個白色信封，動作很快，前後不過幾秒。然後他站起來，左右看了一眼，低聲說了四個字，像一句口令。
「嗰個係黃應機。」劉東低聲說，「黃錫彬先生個姪。」
我問：「佢喺度做咩？」
劉東沉默了一下，發動引擎，說：「你唔使知。總之，你今日冇見過佢，冇見過個信封，冇見過個渠孔。明唔明？」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綁匪預先放在渠孔裏、由黃應機取走的贖金交收指示，綁匪約定的暗語是「天官賜福」——一句寫在門楣上用來擋煞的吉利話，被拿去做了交割贖金的通行證。
伯父那天晚上回來，我老實說了看見的事。他沉默了一會，把煙掐滅，說：「你做得啱，冇亂講嘢。」
後來黃錫彬在囚禁十七日後獲釋，伯父才鬆了一口氣，說了一句：「人冇事就好。」
三狼案最讓我心寒的細節是：主犯李渭曾在黃錫彬的公司工作，月薪只有二十五元，失業後把念頭動到了黃家父子身上。不是隨機的匪徒，是一個曾經站在黃家邊緣、看得見財富卻夠不着的人。我拿着報紙站在客廳裏，吊扇在頭頂轉，看了很久。舊香港的繁華背後，是割耳朵的匪徒和二十五元月薪的殺機。中環大堂裏的笑聲，不是這座城市的全部。
### 附記：李裁法
三狼案是底層亡命之徒的罪案。同時代的香港江湖，還有另一種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被稱為「香港杜月笙」的青幫人物李裁法。
李裁法（一九〇九，一說一九一〇——一九七八），浙江慈溪人，少年赴上海闖蕩，拜在杜月笙結拜兄弟芮慶榮門下，為青幫「通」字輩，三十年代來港。日本侵港時曾協助港府維持治安；戰後開辦北角麗池夜總會，又開青山酒店，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開業，杜月笙出任酒店董事，風頭一時無兩，人稱「夜總會皇帝」。一九五二年（一說一九五一年），港府以涉黑社會活動為由，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出境。他轉赴台灣，旋即入獄；一九六三年在台北殺死舊識吳季玉，潛逃回港藏匿，同年在港被捕、遞解返台，被判死刑，後改終身監禁。一九七八年假釋出獄，不足一個月即病逝。
〔註：李裁法生平據公開報章及網上資料整理；出生年份（一九〇九／一〇）、驅逐年份（一九五一／五二）、刑期細節各說有出入，並存待考。〕
## 第十四章 舊樓與新廈
一九六二年，太子行舊樓拆卸。一九六五年，二十六層高的新太子大廈建成，成為中環新的天際線。
黃克立仍然在銀行裏，仍然話不多，仍然走路很穩。他後來獲頒大紫荊勳章，是香港回歸後首批授勳的人之一。但在我少年的記憶裏，他只是太子行樓梯上一個拿着文件、走路很穩的身影，和那句「中文都要好」。
大廈一層一層往上長，城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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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離散與回望（一九六四–二〇一二）
## 第十五章 城市變遷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親眼看着香港變臉。印象最深的是油麻地。那裡本來是碼頭倉庫和煤氣廠的地盤，臨海，船來船往，是另一種熱鬧。後來這片地賣了，起樓——文華新村。
文華新村的發展商是彭國珍，嘉年企業的掌門人。他眼光很準，五十年代中已把油麻地碼頭倉庫和中華煤氣舊煤氣廠那幅地買了下來。
〔註：購地年份，公開資料記為一九五五年，時嘉年企業（嘉年地產前身）尚未註冊為地產公司（一九六○年創立），係彭國珍以嘉年名義購入，詳情待考。〕
興建時這個項目叫作「嘉年新樓」，後來定名文華新村，八座大廈全部以「文」字開頭，老香港人叫它「八文樓」。八座樓由一九六四年起陸續落成，到一九七○年全部建成，一共約三千個單位，是香港早期數一數二的大型私人屋苑。
〔註：八文樓之名、落成年份及單位數目，據城市景昔及屋苑資料。〕
那時我十來歲，最愛看建築工地。打樁聲日夜不停，塔吊慢慢轉，樓一層一層往上長。看久了，竟覺得這座城市也在一層一層往上長。
文華新村的位置也好，正正在佐敦道碼頭和巴士總站旁邊，渡海小輪一靠岸，走幾步就到家。搬到那裡住的人，不少是中產家庭——醫生、教師、寫字樓上班的白領。一個屋苑三千戶，其實就是戰後香港新興中產階層的縮影。
今天回想，文華新村不只是一個屋苑，它是香港戰後經濟起飛的見證。倉庫和煤氣廠沒有了，碼頭後來也搬了，但「八文樓」還站在那裡，像一位老鄰居，靜靜看着這個城市繼續變。
## 第十六章 姑母的信
姑母在一九六四年移居芝加哥。她走之後，依舊堅持寫信寄回香港，鼓勵我勤奮讀書。那個年代一封信往返往往需要數月，但文字承載的關懷，不會因為距離而減弱。她的信，是我少年時代與「家」之間最穩定的一條線。
這一點，要到我自己也老了，坐在太子道的窗前，才明白。
## 第十七章 散了的人
一九六四年，我們接到代表業主的林文傑律師事務所通知：我們所居的太子道二百七十七號，及隔鄰二百七十五號，整幢樓房將拆卸重建，單位須交吉。無奈之下，我們只能遷離。
次年，本港著名地產發展商嘉年地產在銅鑼灣大坑道正逐步完成大型豪宅屋苑「豪園」，嘉年老闆彭國珍向伯父讓出面積三千平方呎的單位，作價二十一萬元。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我們舉家搬入——那是豪園十來座樓宇中最早落成的一座。
入伙後不久，入住的鄰舍漸多，除了商界人士，還有不少知名人物：當時的騎師梅道登及蓓蕾夫婦、摩加利、鄭棣池，名歌星梅艷芳，名伶宮粉紅——影星陳寶珠之母。
我們搬了，張軍光一家也搬了。兩家的孩子又先後出國留學，聯繫漸漸疏遠。張玫去了哪裏，我說不上來。我只知道，有些人在你的生命裏出現過，然後像鳳凰木的花一樣，落了，鋪滿一地，就散了。
二姐讀書天資出色，遠赴美國升學。她的女兒陳宇慧，筆名鄭丰，醉心武俠文學，作品得到金庸、倪匡兩位前輩讚賞。一九六一年那頓董浩雲的飯，二姐作陪；半個世紀後，她的女兒用另一種方式，把文字的力量延續了下去。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想：文字的力量，大概就是這樣在我們家族代代延續的。姑母的信、劉東的字帖、二姐的學業、鄭丰的武俠——還有張玫，她若還記得，記得的是天井裏的跳飛機。
## 第十八章 二〇一二年的電視機
二〇一二年，我已經是個老人了。那年五月，我在電視機前看立法會直播。拉布持續超過三十小時，凌晨四時許，一直沒有發言的黃宜弘突然要求終止辯論，主席宣布「剪布」。
黃宜弘是黃克立的兒子。我看着電視上他的臉，想起當年太子行樓梯上那個拿着文件、走路很穩的身影。
三狼案是舊香港赤裸的暴力；剪布是另一種香港的產物：規則之內的較量，用程序終結程序。兩者相隔半個世紀，不屬於同一個家族，但它們都屬於同一個香港。而我，從報紙到電視，從少年到老年，一直是那個坐在客廳裏、看着這座城市發生甚麼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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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風物與遠方
## 第十九章 銅鑼灣與大坑的歲月變遷
銅鑼灣不單是香港最繁華熱鬧的購物街區，亦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段之一。霓虹眩目的潮流商鋪背後，蘊藏無數的歷史故事與都市奇聞；毗鄰的大坑，更保留客家村落古風、廟宇建築與中秋舞火龍的百年民俗，兩區緊密相連，見證香港開埠以來海岸變遷、洋行開發、經濟起飛、日資百貨興衰，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動盪、基建與民生變化。
### 一、大坑區：客家舊村、浣紗街與蓮花宮
顧名思義，港島現時的大坑區，從前確實有一條大水坑，匯合南面畢拿山各條支流，流入維多利亞港。逾百年前開埠初期，大水坑兩旁，即現時浣紗街近蓮花街一帶，聚居過千名客家人，自稱大坑村村民，後來外界亦稱該處為大坑。
浣紗街近光明台位置，在四、五十年代是大水坑上游，有多個「番衣氹」。「番衣氹」面積約半個泳池大小，水流湍急，上方有瀑布飛瀉，猶如自動水龍頭。不少村民，甚至附近洗衣公司職員，都會拿客人衣物到此清洗，以木棍拍打衣物去污。這條大水坑原址，於六十年代被填平，即今日浣紗街。
大坑蓮花宮大概建於一八六三年，供奉觀音。廟宇建築十分獨特，前殿為重檐攢尖頂的八角形，與長方形正殿（後殿）之間沒有天井。廟宇坐落山坡，前殿建於拱式石砌平台之上，人字屋頂正殿則建於岩石堆上，其中一塊巨石外露地面。廟宇正立面中央設拱形開口與欄杆，入口階梯設於前殿左右兩側，與一般正門設在正立面中央的傳統中式廟宇並不相同。
蓮花宮與大坑舞火龍關係密切，是區內歷史地標。這項民俗於二〇一一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農曆八月十四，插滿香枝的火龍在大坑巡遊之前，會先到蓮花宮向觀音參拜祈福。
### 二、大坑舞火龍
大坑舞火龍於2011年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同獲此殊榮的香港傳統習俗還包括長洲太平清醮、天后誕、大澳端午龍舟游涌及盂蘭勝會。2019年，大坑舞火龍更成為「國家級非遺保護實踐案例」。
火龍製作十分講究：龍身全長220英尺（67米），分成32節，先以粗麻繩紮成龍骨，再以稻草紮成龍身（現改用珍珠草）；龍頭以藤條屈曲為骨架，龍牙以鋸齒鐵片造成，雙眼是手電筒，舌頭為漆紅木片。引領舞龍的珠球，是插滿線香的沙田柚，一共兩個。舞龍時，整條龍身插滿火紅長壽香，夜間舞動時星火點點，舞龍健兒不限大坑居民，均可參與。
### 三、銅鑼灣（東角）：地名起源、海岸填海與洋行開發
銅鑼灣原指當今維多利亞公園所在的海灣及其東岸，因海岸線形狀像銅鑼而得名，昔日海岸線正是今日銅鑼灣道位置。銅鑼灣古稱鹽船灣，18世紀戴氏家族於海灣東岸建立「鹽船灣紅香爐廟」，即今日銅鑼灣天后廟。
現時一般稱為銅鑼灣的位置，原本稱為東角，意思是維多利亞城之東的一個海角，位置大約是現時維多利亞公園與波斯富街之間，即東角道附近。嚴格來說，東角和銅鑼灣本是兩個地區；今日東角範圍，東至渣甸街，南至禮頓道，北至軒尼詩道。
渣甸洋行在香港開埠第一年購入土地，發展東角。渣甸洋行主要管理層住宅位於東角以南山頭，原名東角山。一九二零年代，土地權到期，利氏家族購得部分東角地權，因此東角山亦稱利園山。東角反映銅鑼灣海岸線變遷，利園山則象徵華人地位迅速提升。一八四一年，香港政府首次拍賣土地，渣甸洋行投得東角地皮，隨即興建大量倉庫；一八六四年，東角進行唯一一次填海工程。
19世紀中期，銅鑼灣是怡和洋行總部，洋行在東角設置貨倉，於今糖街附近設糖廠。19世紀末，來往港島東西需繞路或坐船，經銅鑼灣甚為不便，於是興建連接海灣的海堤，即現今高士威道，這亦是銅鑼灣英文名「Causeway Bay」（海堤道）的字源。至1950年代，銅鑼灣進行大型填海，把海灣填平，部分土地興建交通幹道，部分成為今日維多利亞公園，奇力島亦從此連陸。
銅鑼灣東部過去設有銅鑼灣裁判司署，是富殖民地色彩古建築，1980年代因興建地鐵工程拆卸，原址成為港鐵港島綫天后站出口，此後大眾漸漸把天后廟一帶稱為「天后」，舊名「東角」則慢慢被人遺忘。
### 四、日資百貨黃金時代：大丸百貨與銅鑼灣商圈崛起
1960年，日本百貨公司大丸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開業，加上海底隧道興建，港島出口設於銅鑼灣，多家日資百貨先後落戶，令銅鑼灣成為港島主要購物中心，往後東區海底隧道通車，區內更見熱鬧。
香港大丸由日本大丸與香港商人張玉麟合資開辦，1960年11月3日於記利佐治街與百德新街交界開業，走中高檔路線，逾六成貨品為日本製造，對當時港人充滿新鮮感，大受歡迎；開業第二日，已有接近十萬人光顧，人流絡繹不絕。
大丸有別於傳統百貨公司，秉承日式百貨服務精神，店員待客親切有禮，每日早上開門時，店員站兩旁行鞠躬禮歡迎顧客。它引進不少突破性經營策略，包括「不二價」、分期付款、禮券制度、免費送貨，更有穿和服的化妝品售貨員為顧客化妝，為港人帶來全新消費購物模式。每逢周末、日及假期，大丸人山人海，由地下延伸至一樓的樓梯氣派非凡，寬闊正門成為朋友相約等候的熱門地點，顧客可選購新款時裝、珠寶、化妝品、家電、玩具及日用品，消磨半日時光。
大丸在百貨業界獨領風騷，成功帶動多間日資百貨來港。單是銅鑼灣，1970、80年代就有松阪屋、三越在大丸鄰近開店，形成一股小日本風潮，當時港人逛街習慣先逛大丸，再逛松阪屋和三越。同期香港開業的日資百貨還有伊勢丹、八佰伴、崇光、西武、東急等，日本熱潮席捲全港，港人喜愛日貨、熱衷遊日本，與這段長期接觸日貨的潛移默化不無關係。
面對競爭，大丸積極拓展，1983年在京士頓街開設家居廣場，設立超級市場及家居用品部門。惟1990年代中後期，受日本經濟不景及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大丸嚴重虧蝕。1998年2月削減百德新街店鋪規模，只保留超級市場等部門，最終仍不敵經濟困局，同年6月宣布結束所有香港業務，12月31日正式結業。大丸撤出香港後，松阪屋、三越、伊勢丹、八佰伴等日資百貨亦陸續結業。它們陪伴港人成長，成為一代人青蔥歲月的回憶，「大丸有落」這句口號，至今仍深植港人記憶。
1980年代中全盛時期，銅鑼灣共有四間日資百貨：大丸、松阪屋、三越及崇光。踏入1990年代，日資百貨不是結業便是易手，取而代之是一座座購物商場：香港電車銅鑼灣原車廠重建成今日時代廣場；波斯富街舊戲院利舞臺於1992年拆卸，改建為利舞臺廣場。
### 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基建與民生記憶
新界發展推動香港道路網絡擴展，1967年獅子山隧道啟用，1969年香港海底隧道動工興建。航空方面，啟德機場新客運大樓及停車場於1962年落成，控制塔遷至新客運大樓。
中五時期，六七暴動爆發。暴動期間出現街頭土製炸彈襲擊，51人喪生，包括林彬被汽油彈燒死。暴動間接催生香港小巴發展，白牌車合法化，演變成今日小巴。
1960年代香港多次受強烈颱風吹襲，造成重大人命及經濟損失，當中1962年颱風溫黛導致130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創下香港最低氣壓及最高風速紀錄，是最具災難性的颱風之一。
1962年3月2日，香港大會堂由市政局正式啟用，是香港首座公共文娛中心，大會堂公共圖書館亦是香港戰後第一所公共圖書館。
1963年與1967年，香港面臨嚴重旱災，食水供應不足以應付人口增長，政府實施限水政策，每四天只有四小時供水，市民需要預儲四天食水。旱災促使港府與內地商議供水，雙方在1964年簽訂協議，自1965年3月起由東江供水到香港。限水期間，家家戶戶、工廠及食肆都需要容器儲水，「紅A」膠水桶比鐵罐、木桶輕便，因而廣為普及。星光實業有限公司由梁知行創辦，1949年從上海南遷香港，延續刷廠生意，1952年成立「紅A」品牌，生產家庭用品，六十年代限水令紅A膠桶與梁知行之名廣為人知。
塑膠產業造就香港商業奇蹟，當中最著名是「塑膠花大王」李嘉誠，長江塑膠廠為他打下資本基礎，70年代進軍地產，創辦長實集團，確立地產業界領先地位，成為世界華人首富。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先後發生帶有明顯中國政治色彩的雙十暴動與六七暴動，香港社會渴求穩定發展，動亂的政治力量逐漸消散，騰出社會發展空間。當時內地鎖國封閉，台灣發展相對緩慢，香港繼日本之後，受惠二戰後長期榮景，輕工業與貿易迅速發展，賺錢能力成為衡量香港人社會地位的主流標準，經濟重心逐漸傾向地產與金融業。1960年代香港持續發展製造業，經濟增長強勁，日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政府積極發展基建與公共房屋，居民生活質素改善，當時人口約三百萬。
## 第二十章 詠藜園與聖約瑟英文學校
「完」，從那時起詠藜園這商號便遠近馳名，更成了擔擔麵的代詞。到了70至80年代，政府規劃重整鑽石山及附近一帶，準備進行大規模發展和興建高速公路，該處一帶寮屋區在90年代末終逃不過清拆的命運。2001年1月，詠藜園正式遷入香港紅磡的蔡瀾美食坊。經過媒體報道，前來捧場的食客絡繹不絕，其門如市。
話說回頭，聽說曾在聖約瑟英文學校念過書的各界名人有不少，計有：
- 演藝界：黎小田、陳嘉上、石修、林嘉華、黃子華和谷德昭等；
- 商界：劉鑾雄（華人置業主席）、羅兆輝（綽號神童輝，曾是地產紅人）和李繩宗（香港海洋公園副行政總裁）等；
- 政界／公職：陳家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體育界：王敏超（前港隊游泳代表）。
## 第二十一章 國際動態及時事的關注：資訊的發展
既為家中一份子，上下各人的焦點都放在我身上。伯父是一個沉默寡言、很重視傳統禮教的人，對後輩管教頗為嚴謹，對我的言行甚為關注，務求德智方面能達到平衡的發展。他不單要我在學術方面達到基本的要求，也要我在書本外學習和吸納更多知識。他本人對國事和國際資訊有深度的觀察，同樣地，他也著眼培養我關注時事的習慣。
在50年代的香港，媒體資訊的發展可謂迅速。早期坊間接收資訊只憑報章和電臺廣播。原來早在1949年3月，香港麗的呼聲（Radio Rediffusion）已開始啟播，我們家中早期也安裝了。聽說安裝費是港幣25元，每月收費港幣9元，在那年代這算是昂貴的。麗的呼聲為香港首間商營有線廣播電台，共有中英兩個廣播頻道。全盛時期主要播放廣播劇和單人講述的天空小說節目，藝員包括鍾偉明、李我、蕭湘、鄧寄塵等等。受到商業電台免費無線的傳播影響，麗的呼聲的電臺廣播至1973年停播。於90年代初期被徐展堂的北海集團收購，然而今天麗的呼聲留下來大部份的硬件（鋪設於地底的電線系統）已歸於九倉集團旗下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Cable TV）了。
我記得我們的司機劉東是一個標準電台迷，因不捨得花費安裝，便私自把我們家裏麗的呼聲原有的主線從天井分支拉線接駁到他房間的揚聲器，為的是能夠每天和我收聽當時深受歡迎的方榮長篇天空小說《濟公和尚》。他還把故事中，方榮形容濟公的慣用口訣「傳授」給我：「二寸頭毛棟駕企，滿面油坭，兩筒鼻涕，爛衫爛襖爛鞋」。方榮還有其它深入民心的廣播故事：《夜半奇談》及《倫文敘》等。
### 時事及國際資訊
從小開始，可能受了伯父影響，我已養成觀察時事及國際資訊的習慣，所以電視、電臺和報章成為了我的生活的一部份。
在那時期我最留意的政治人物是當屆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和他處理古巴危機的手段。這發生在1962年（我念中一時）的冷戰時期，當時美國、蘇聯與古巴之間爆發一場極其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事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他下令對古巴施行封鎖，迫使蘇聯撤出導彈裝置。10個月後，美、蘇、英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這個事件被看作是冷戰的頂峰和轉折點，在世界史中人類從未如此近地從一場核戰爭的邊緣擦身而過。
甘迺迪可說是我當代的偶像，可不幸的他在1963年11月22日，他與夫人杰奎琳（Jackeline）剛剛參加完一次競選活動來到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Dallas, Texas）。他的車隊徐徐拐入榆樹街時，突然聽到兩聲槍響，隨後又是數聲與前兩聲夾在一起，隨著槍聲先後響起，只見甘迺迪的身體隨之猛烈地向後倒去，倒在了杰奎琳的膝上，從此告別了人世。經過縝密調查，美國官方向外公布疑兇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
執筆時（2013年）剛巧是甘迺迪總統遇刺50周年，有關這位極具魅力年輕總統的生平和突然身亡的眾多疑問，再度成為各界關注的話題，不過各個世代對這事件的反應卻大不同。不論新聞媒體、報紙，以及電影公司和書商仍紛紛在搶搭這波甘迺迪熱潮，推出相關題材的報導、電影或新書，估計有逾100本新書即將發行，甚至有作家在書中描繪出若甘迺迪在1963年11月22日並未在達拉斯遇刺身亡，美國的演變。甘迺迪總統之死實在使當年年幼的我（15歲）有莫大的感觸。
## 第二十二章 馬尼拉華僑義山與旁邊的北方墓園
平時來此地都非常寧靜少人，菲律賓華人多是在清明節和菲律賓全國性的掃墓節日「萬靈節」（每年11月2日和3日），後人會回華僑義山祭祖，有時住在佳城內過夜伴先人。
為何華僑義山會出現世界其他華人地區未見的奢華墳墓？個人認為是深受當地天主教文化的影響。菲律賓華人入境隨俗，在萬靈節的兩天會和其他菲律賓人一樣，住在墳墓過夜圍圈祭祖。所以一方面表達敬祖先，一方面家族聚會的地方怎麼能簡陋，也方便團員過夜。財力夠的菲律賓華人才會乾脆把先人墳墓蓋成和一般活人房子幾乎無差的佳城，造就這獨樹一幟、全球華人墓園的景觀。
不過並非所有菲律賓華人都有錢能為先人蓋獨棟佳城，或是後人付不起佳城墓地的租地費時，也會將先人移往其他類型的墓地，因此華僑義山內也有靈骨塔區和土葬區。園內亦設有販售金紙和香燭的攤位。
### 旁邊的另一個世界
對比於馬尼拉華僑義山有世上最奢華的華人墓園已經叫人吃驚，位在旁邊的馬尼拉北方墓園還有更驚人的景觀，那邊至今仍有上萬位活人住在墳墓裏。大概是僅次於非洲埃及開羅住著百萬活人的死人城之外，世上第二大、與亞洲第一大規模活人群聚定居死人墓的地方。
住在北方墳場的多是菲律賓國內其他省分下來馬尼拉打拼的異鄉人，迫於在都市內無棲身之所的無奈，才會定居在那。但是另一方面，「死亡」在篤信天主教的菲律賓人眼裏代表「新生」，不是忌諱，因此也不會排斥住在墳墓裏。住在墳墓的上萬人，多數會在萬靈節期間兩天搬出，讓亡者的家屬圍守夜。
## 第二十三章 資料來源說明
一、曹家回憶：本書敘事所據，主要為作者家族記憶與飯桌上聽聞；
二、報章：韋基舜關於荔園衰落原因的說法，引自其報章文章；
三、日記：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宴請事，見《董浩雲日記》（2007）；
四、公開史料：人物生平的補充考證，見第八章；
五、凡回憶與史料有出入者，以回憶為正文、以史料為附錄，兩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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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聲 沒有褪色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滄海桑田。太子道的舊唐樓拆卸重建，雜貨鋪、花園大宅、咖啡屋都不在了。太子行舊樓變了新廈，中環的天際線一高再高。三角花園還在，涼亭翻新過，榕樹修剪過，渠孔的鐵蓋換了新的。
當年寄居伯父家的少年，如今已經滿頭白髮。很多記憶細節慢慢模糊，可是那些感受，不會褪色。
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把張發奎聽成張化灰的那通電話，每日步行返學必經窩打老道金華士多、老闆李金站在門口那聲「返學呀」，《玉樓三鳳》劇組來家裏拿着捲尺相機量度拍照的日子，天井裏張玫跳飛機的身影和荔園圍欄裏的大象天奴，崔鼎動校長說「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林堃說「驚完就唔驚」，陳弼臣寫「保」字時說「做人唔好太精」，黃應機從渠孔取信後低聲說的「天官賜福」，伯父說「人冇事就好」的那個深夜——這些感受，依舊鮮活。
有人問我，甚麼是香港。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香江。而我的香港，是由太子道大宅開始，一連串人和事累積起來的回憶。太子道是一個座標，太子行是另一個，九龍塘花園會所是第三個，三角花園是第四個。
兩個「黃」，一個用笑聲開場，一個用沉默收束。林堃用一句「驚完就唔驚」，把一個異鄉孩子領進了九龍塘的校門。崔鼎動校長隔着圓框眼鏡，對一個連廣東話都聽不太懂的孩子說：「唔識就問，唔明就舉手。冇人會笑你。」那幾句話，我記了一輩子。
城市還會繼續向前走，新一代人會書寫屬於他們的香港故事。而我這一代人的舊香江，會隨着我們慢慢老去。但這些記憶不應該被埋沒。
曾經有一個七歲半的少年，被父親從菲律賓送來香港，在太子道的鳳凰木下、在咖啡屋的香氣裏、在窩打老道金華士多的那聲「返學呀」裏、在天井的跳飛機格子上、在荔園圍欄外仰看大象的午後裏、在「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的描紅字帖裏、在寫「化」字寫到紙化灰的那個下午裏、在一通把張發奎聽成張化灰的電話裏、在「李家道」三個字裏，開啟人生，在香江的風雨與溫暖之中，慢慢長大。
舊人、舊屋、舊光影，永遠長存心底。
香江故事，歲月流轉，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