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嶺南教育的開拓
章旨
1922年，司徒衞奉鍾榮光校長之命，在香港創辦嶺南分校，並出任首任校長。這是嶺南教育首次有系統地移植到香港，也是日後香港校脈得以延續的起點。此後數十年間，司徒衞足跡遍及上海、澳門、越南西貢，將嶺南教育網絡從華南延伸至華東與海外華人社群。本章梳理香港分校的創辦經過、校址變遷、多地分校的拓展，以及這一切與1967年香港復校的歷史關聯。本章的核心論點是：香港嶺南教育並非1950年代以後才開始準備復校；其制度、校舍、校友與精神基礎，早在1922年司徒衞創辦香港分校時已經播下，而他在上海、澳門、西貢等地的辦學實踐，則體現了嶺南教育跨地域拓展的完整圖景。
一、鍾榮光的遠見與司徒衞的使命
1927年，鍾榮光正式出任嶺南大學首位華人校長。他上任後提出「大學與附屬學校一體化」的發展構想，認為基礎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源頭，也是嶺南理念在地方社會落地的關鍵。
香港是當時華南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中英文教育需求殷切，也聚集了大量與嶺南有淵源的華人家庭。鍾榮光眼見在港校友子弟年歲漸長，若欲返穗就讀母校，道途遙遠，諸多不便，遂萌生在香港設立小學之念。此念一動，駐港舊同學如陳秋安、陳符祥、劉季焯諸君，以及本港紳商李星衢、李自重、莫干生、李榮光、吳天保醫生等，皆響應其事。鍾榮光聯合眾人，組織校董會，主持一切開辦事宜，經費則全賴校董墊支。籌備數月，始底於成。
在鍾榮光的規劃中，香港分校不僅是嶺南教育向華南沿海的延伸，更是為嶺南建立一個連接海內外的教育據點。他選擇司徒衞來執行這項任務。
此時的司徒衞，已在嶺南任教十餘年，設計了校徽，參與了附屬學校的整頓，對校園規劃與教育行政已有豐富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兼具務實的執行力與對嶺南精神的深刻理解——這兩種品質，正是開拓新校址所必需。鍾榮光的選擇，日後被歷史證明極具遠見。
二、從跑馬地到司徒拔道
司徒衞抵達香港後，香港分校的校址經歷了三次重要變遷，每一次都伴隨着規模的擴大與制度的完善。
1922年2月16日，香港嶺南分校在跑馬地布律活台第一號屋正式開辦。首學期共有學生六十六人。這是香港嶺南教育的起點，條件雖然簡樸，但已具備基本的教學空間與師生社群。
開學之日，尚有一段插曲。原定的司徒衞校長因由歐洲返國，船期延宕，未能及時抵港。開學在即，萬事待理，幸得嶺南大學前附小主任楊國荃代司徒衞執行職務，一切創辦經過，始得順利推進。這一段小插曲，也側面印證了司徒衞曾遠赴歐洲的經歷。
初創時期的教職員名單，反映當年師資之齊備：校務教授司徒衞，監學楊煜樞，保姆唐麗霞，司庫陳符祥，校醫吳天保，教員則有格馬利、梁海生、張繼英、彭沛然、梁惠勤等，共十人之數。這所分校後來發展為香港嶺南小學與嶺南中學，成為嶺南教育在香港扎根的起點。
兩年之後，學生人數日增，尤以寄宿生來學者眾，跑馬地布律活台原址已不敷用。適逢鳳輝台有新屋招租，校董會遂租下第四、第五號屋兩間作為校舍，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三月遷入開課。然學生已達一百四十餘人，仍嫌擁擠，又續租第七號屋樓下一層，並裕光台十一號二、三樓兩層作為寄宿宿舍。教職員隨之增加，規模漸次擴大。
鳳輝台校舍的獲得，背後有一段值得記述的人脈因緣。香港著名外科醫生、養和醫院創辦人李樹芬，安排了永安創始家族成員郭鳳輝（郭泉），將鳳輝台剛建好的物業租予嶺南辦學。當時鳳輝台毗鄰正在興建中的養和醫院，李樹芬此舉既是對教育事業的支持，也反映嶺南在香港的拓展，得到了本地華人精英網絡的助力。
1928年，司徒衞租得司徒拔道十五號作為新校址；1933年，更成功購置為永久校產。這是最關鍵的一步。該地位於半山，環境幽雅，適合辦學。司徒拔道校址的獲得，同樣有賴多位華人精英的鼎力協助。六國飯店創辦人、嶺南校友陳符祥，聯同香港著名建築商林護及顯赫商人領袖何東爵士等人，共同安排促成了司徒拔道校址的租購事宜。陳符祥作為嶺南校友，對母校在香港的拓展念茲在茲；林護是活躍於香港地產與建築界的殷商；何東爵士更是香港社會最具影響力的華人領袖之一。這三人的合力相助，使嶺南得以在香港半山取得一處永久校址。司徒拔道十五號從此成為香港嶺南的根據地，不僅承載了中小學教育的日常運作，也成為校友聚會與紅灰記憶的重要場所。
從跑馬地到鳳輝台，再到司徒拔道——這條路線不僅是地理上的移動，更象徵着香港校脈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逐步扎根。鳳輝台時期李樹芬與郭泉的協助，司徒拔道時期陳符祥、林護與何東爵士的鼎力相助，顯示司徒衞在香港的辦學拓展並非單打獨鬥，而是有賴一批本地華人精英的信任與支持。這種跨領域的人脈網絡，正是司徒衞日後能夠在上海、澳門、西貢等地持續拓展嶺南教育的重要條件。
三、司徒衞的人脈網絡
鳳輝台與司徒拔道校舍的獲得，折射出司徒衞一個常被忽略的特質：他擁有跨越不同領域的深厚人脈，而且這些關係往往能轉化為辦學的具體資源。
從現有資料可以梳理出司徒衞人脈網絡的幾個圈層。第一個圈層是校內同僚。鍾榮光在1922年選擇他創辦香港分校，李應林在1942年邀請他主持大村建設——這兩位校長對他的信任，是基於長期共事建立的理解。他們知道司徒衞不只是會畫校徽、教圖畫的教員，而是一個能在陌生環境中從零開始、把學校實實在在辦起來的人。
第二個圈層是嶺南校友。司徒拔道校址的獲得，六國飯店創辦人陳符祥的參與至為關鍵。陳符祥本身是嶺南校友，對母校在香港的拓展念茲在茲。這種校友對母校的回饋，不是單純的捐款，而是運用自己的社會資源為嶺南解決最實際的校舍問題。從早期嶺南到日後復校，校友網絡始終是司徒衞辦學拓展的重要支撐。
第三個圈層是香港華人精英。鳳輝台的故事中有李樹芬與郭泉；司徒拔道的故事中更有林護與何東爵士。林護是活躍於香港地產與建築界的殷商，熟悉物業交易與校舍建設；何東爵士更是香港社會最具影響力的華人領袖之一。司徒衞能夠得到這些人的信任與協助，說明他的人脈網絡已經深入到香港的醫療界、商界、地產界以至頂層士紳階層。
此外，香港著名商業家族嘉道理家族，亦透過陳符祥的協調，對嶺南中學的發展給予了重要支持。嘉道理家族在十九世紀末進入香港，迅速崛起為重要的商業力量，創立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擁有半島酒店及淺水灣酒店等著名物業。淺水灣酒店於1920年1月1日正式開業，由時任港督司徒拔爵士主持典禮。該酒店毗鄰嶺南中學所在的司徒拔道區域，為學校師生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選擇。嘉道理家族秉持「財富是一份神聖信託，用以造福社會」的信念，透過陳符祥的居中協調，為嶺南中學提供資金協助及交通安排上的便利。這段合作關係，日後更衍生出一段跨越兩校的佳話——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嘉道理家族計劃更換半島酒店正門的大理石噴水池，有意將其贈予嶺南中學，以支持校園建設。然而，嶺南中學司徒拔道校舍沿山而建，地勢崎嶇，難以安放體積龐大的噴水池。時任嶺南中學校董的黃炳禮、林植宣及學長曹耀等人經商議後，建議將噴水池轉贈予當時正由何中中校長主持修葺的大坑道真光中學。林植宣同時身兼真光中學校董會要職，這層雙重身份使他在協調轉贈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橋樑作用。最終，這座噴水池順利落戶真光中學正門廣場，時至今日仍屹立於該處，運作如常，成為嘉道理家族與香港教育界之間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淵源。
這些關係不是靠權力或財富維繫的——司徒衞既非官員，也非富商——而是基於對他個人品格與辦學能力的信任。李樹芬願意促成，郭泉願意租出物業，陳符祥願意奔走，林護與何東爵士願意安排，嘉道理家族願意長期支持，歸根結柢是他們認可司徒衞所做的事：為嶺南教育在香港開拓空間。
第四個圈層是教會社群。司徒衞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的淵源，可追溯至他早年受衞斯理循道會聘請回母校任教。戰後他擔任香港堂建堂值理，親手繪製玻璃窗，與教會領袖保持密切聯繫。教會網絡為他提供了另一種社會支持——不僅是信仰上的，也是人際上的。
第五個圈層是商界與社會賢達。司徒衞身後，何善衡捐贈三千元作葬費，並按其意願移作喪葬開支；各方友好所送賻金轉化為紀念助學金。這些細節折射出司徒衞生前與香港商界及社會人士的交誼。
這五個圈層互相交疊，共同構成了一張以司徒衞為節點的社會網絡。這張網絡有一個顯著特點：它不是靠血緣或鄉誼維繫的封閉圈子，而是以共同的教育信念為紐帶的開放網絡。無論是校內的鍾榮光、李應林，校友陳符祥，校外的李樹芬、郭泉、林護、何東爵士、嘉道理家族，還是教會的會友、商界的何善衡，他們願意支持司徒衞，不是因為他是同鄉或親戚，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在做的事有意義。這種以「事」而非以「情」為核心的人脈，恰恰是司徒衞能夠在多地持續拓展嶺南教育的重要原因。
四、通勤、寄宿與交通的前瞻規劃
1930年代，嶺南中學已遷至司徒拔道校舍。由於地處半山，師生主要依賴步行、電車及少量公共巴士通勤。1933年，中巴（中華巴士）獲得香港島的巴士專營權後，在其早期路線圖中已設有以「東山台」為分段點的車站，該站正位於司徒拔道嶺南中學上方。這表明中巴在接管港島服務之初，便已將嶺南中學師生的出行需求納入其網絡。
然而，在中巴路線覆蓋尚未完善的時期，每日往返半山與市區極為不便。為解決通勤困難，大量學生選擇在校寄宿。這種寄宿文化不僅提供了穩定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也促進了同學間的緊密交流，成為嶺南中學的重要傳統。寄宿使學生全天候置身於校園環境之中，課堂內外的教育得以連成一體——教師不只是課堂上的知識傳授者，也是宿舍生活中的陪伴者與榜樣。日後推動復校的校友領袖，他們對母校的深厚感情，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寄宿歲月中培養出來的。
校方對通勤問題早有前瞻性規劃。早在1925年，司徒衞曾計劃在南區雞籠環（今稱雞籠灣）購地擴建校舍，以長遠解決師生交通與住宿問題。然而，由於五卅運動及省港大罷工等社會動盪，該計劃被迫拖延，最終因逾期施工而退訂告吹。這一事件反映了校方對交通安排與學校發展之間關係的清晰認識——一所學校能否持續吸引學生，交通便利與否至關重要。
五、上海與澳門：嶺南教育的跨地域拓展
司徒衞的辦學視野，並未局限於香港一隅。在鍾榮光「大學與附屬學校一體化」的整體規劃下，他承擔了將嶺南教育網絡向更廣闊地域拓展的使命。
1928年春天，司徒衞前往上海，開辦上海南屏分校。上海是民國時期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匯聚了大量華人商業精英與海外歸僑，教育需求多元而迫切。上海分校的建立，使嶺南教育從華南延伸至華東，進入了當時中國最具現代氣息的城市。司徒衞在上海的工作，不僅是複製香港分校的辦學模式，更是將嶺南的教育理念放在一個更複雜、更具競爭性的教育市場中接受考驗。
1939年，抗戰局勢日趨嚴峻，司徒衞在澳門開辦澳門南屏分校。澳門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地位，成為華南地區相對安全的據點。澳門分校的建立，為戰時流離的嶺南師生提供了一個避風港，也為嶺南教育在戰亂中持續運轉提供了又一個支點。
1946年，抗戰勝利後，司徒衞繼續拓展嶺南教育網絡，開辦嶺南分校。1950年4月，他接任澳門嶺南中學校長，延續其教育行政生涯。1950年至1956年出任澳門嶺南中學校長期間，他舉辦義賣畫展，將所得款項用於興建圖書館，以藝術之利補教育之需。1960年7月秋季，又出任金銀貿易市場子弟學校校長，服務至生命最後階段。
從香港到上海，從上海到澳門，再回到香港與澳門之間——司徒衞的足跡，畫出了嶺南教育跨地域拓展的完整地圖。這幅地圖的意義，不僅在於學校數量的增加，更在於它使嶺南精神在不同城市、不同社會環境中獲得了多樣化的生長形態。香港的國際化、上海的現代性、澳門的中立與多元，都為嶺南教育注入了不同的養分。
六、西貢嶺南分校：嶺南教育的海外篇章
在司徒衞跨地域辦學的版圖中，越南西貢嶺南分校佔有一個獨特而重要的位置。這是嶺南教育首次有系統地拓展至海外華人社群，也是司徒衞在抗戰時期同時兼顧粵北大村建設與海外辦學的雙重使命之一。
1938年12月，廣州淪陷後不久，康樂嶺南大學校董會議決，接納西貢堤岸同學請求，特別委派司徒衞遠赴越南，開辦西貢嶺南分校。校董會同時決議聘請張振帆、劉增、朱繼興、陶對庭、何禹疇、劉燥、李應林、趙巨鏊、楊煜樞、陳協之、陳培壽為該分校校董組織校董會，其後加聘駐西貢領事方賢俶，共十二人。
1939年3月10日，分校在亞猛盧蘇街109號正式開課。司徒衞親任校長，教員包括郭煒棠、黎壽彭、司徒美虹、簡礪文、楊慧貞、宏永就、潘韻韶。在當地政府註冊校長為劉榮。初期設小學六級、初中一級，共七班。
西貢分校的辦學歷程，與戰火相伴而行。1941年8月，敵軍徵用校舍，學校被迫遷入記和街18號開課。第一屆初中畢業生七人返國，入青山嶺南附中高中部肄業。1944年7月，學校疏散入土龍木省部那條，是為第二次遷校；是期第一屆高中生十一人畢業，和平後其中六人返回母校升大。1945年1月，遷回堤岸鱗加士街273號上課，是為第三次遷校。隨即於年底買受西貢亞拉士街122號，未及遷入已被徵用駐軍，迄今未得收回。
九載播遷，弦歌不輟。1947年9月，分校奉准在國內立案，校長為郭煒棠。1950年，堤岸原校解徵，至此稍獲喘息。1952年，購得馬路旁相連地五百方碼，籌建永久校舍，分四期完成。
西貢分校的校園規模可觀。校門有陳協之校董於1939年避敵留越時所書「嶺南學校」四大字。校園內分中學區與小學區，內有可容六百人的禮堂、小學課室十五間、女生宿舍及幼稚園。圖書館積書萬冊，英文典籍富甲西堤，其旁為科學館、音樂室。運動設施包括羽毛球場、籃球場、跑路、跳池、箭道。更設有男生宿舍、教員宿舍、實習處、攝影室、打字室、弦樂室等。全校學生達一千一百餘人，內高中三班、初中六班、小學十五班、幼稚園三班，是一所頗具規模的華僑學校。
戰後正當校務蓬勃發展之際，越南當局推行越化教育，對於僑校立例箝制，並勒令將「嶺南」易名為「靈南」。其後南北越戰事連年，學校遭受波及乃無可避免之事。1996年，曾在越南嶺南分校就讀的舊生若干人從廣州出發，重訪胡志明市（昔日西貢），返到堤岸嶺南中學舊址——主樓和五十年前並無多大變化，前後則加蓋了附屬建築物，從前眾多的庭前小樹，已長成參天喬木。該址現為一所越文學校，華文正式學校復辦仍未有指望。
回顧嶺南分校在越南的辦學期間，在海外華僑社會中播種祖國文化，先後培育數千名僑界子弟，不少畢業生返回國內升中升大，人才輩出，服務社會。由於越南政治局勢，不少畢業校友分佈於香港、中國、法國、美加等地。這所承載司徒衞心血的海外分校，雖最終在時局動盪中漸行漸遠，卻永遠留在一代代越洋嶺南人的記憶裡。
七、香港分校的教育特色
司徒衞在香港分校推行的是與廣州嶺南一脈相承的教育理念。校徽、校歌、校色、校園儀式，一一移植到香港校園之中。
中小學教育是香港分校的主體。課程設置注重中英文並重，既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也傳承嶺南的精神傳統。體育活動在校園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延續了廣州嶺南對體育教育的重視。師生關係強調共同生活與人格陶成，教師不僅是知識傳授者，也是學生成長中的陪伴者。
早期的辦學條件以今日標準觀之，可謂簡陋。據校友陳汝銳所撰《本校沿革概述》記載，所謂禮堂，不過利用屋頂架設活動大布幕而成；體育場、圖書報室雖俱備，卻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簡。然而鳳輝台尚有空地甚廣，圍以鐵網，可作足球場及網球場之用。課餘之暇，師生嬉遊其間，學生家長亦常到來擊球，人與人之間，殊覺融洽。這種在艱苦中自得其樂的精神，正是創校年代教育者的寫照。
寄宿制度是嶺南教育的重要一環。對寄宿生而言，校園不只是上課的地方，更是生活的全部空間。清晨的早會、課堂上的學習、課後的體育與社團活動、晚上的自修與室友閒談——這些日常經驗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緊密的同窗關係與對母校的深厚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往往持續一生，成為日後校友網絡的情感基礎。
校園建築與空間規劃，同樣體現了司徒衞對「形式」的重視。司徒拔道校址的建築延續了紅灰色彩，校園佈局注重功能與美感兼備。對司徒衞而言，校園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學生每天走在其中，便是在接受關於秩序、美感與共同體的薰陶。
八、香港校脈的歷史意義
香港分校創辦之初，也許只是嶺南教育版圖的一次擴張。但從百年後回看，它的意義遠超於此。
1938年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曾借香港校舍及香港大學校舍、屯門農場等堅持辦學，香港分校在戰時發揮了應急作用。1952年廣州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後，香港的嶺南中小學成為紅灰精神唯一仍在新一代學生中延續的制度化基地。這裏仍有校徽，仍有校歌，仍有紅灰色彩，仍有師生關係與校友社群。
當老校友在1960年代推動復校時，香港已有現成的教育基礎、校舍、行政經驗與社會網絡可供依托。1967年香港嶺南書院復校，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建立在這條早已存在近半世紀的校脈之上。司徒拔道十五號校舍在復校史中具有特殊意義——早年香港嶺南教育所奠定的校舍與社群基礎，成為復校運動的重要資源。
司徒衞未能親眼看見1967年的復校——他於1961年離世。但他1922年在香港播下的種子，卻在失所年代長成了支撐嶺南延續的樹幹。不僅如此，他在上海、澳門、西貢等地的辦學實踐，也為嶺南積累了跨地域辦學的經驗與人脈，這些都在日後的離散保存與復校運動中發揮了作用。
九、小結：預先完成的歷史準備
香港嶺南教育的開拓，是司徒衞一生中最重要的制度性貢獻之一。他以近四十年的時間，在香港、上海、澳門、西貢等地為嶺南建立了多條獨立的校脈：有校址，有師生，有校友，有社會聲譽，有可持續的辦學能力。
回顧創校之初，從鍾榮光的一念發動，到陳秋安、陳符祥、劉季焯等駐港校友的奔走籌劃，再到李星衢、李自重、莫干生、李榮光、吳天保等本港紳商的響應支持，以至司徒衞由歐洲返國後正式接掌校務——這所學校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場跨地域、跨階層的社會協作。鳳輝台與司徒拔道的故事，讓我們進一步窺見這項事業背後的社會網絡。李樹芬與郭泉在鳳輝台時期的協助，陳符祥、林護與何東爵士在司徒拔道時期的鼎力相助，嘉道理家族透過陳符祥協調給予的長期支持——這些都不是孤例，而是司徒衞人脈網絡運作的縮影。
西貢嶺南分校的歷史，更將司徒衞的教育視野從華南一隅拓展至海外華人社群。從1939年開課到戰後擴建，從三次遷校到被迫易名，這所學校的命運折射了二十世紀華僑教育在異域生存的艱難與頑強。寄宿文化的形成，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所學校的凝聚力——半山交通的不便，反而促成了師生之間更緊密的共同生活；鳳輝台時期以布幕為禮堂、以鐵網圍球場的因陋就簡，反而醞釀出師生與家長之間融洽無間的教育社區。
這條校脈在1952年後的離散年代，成為保存紅灰精神最重要的基地；在1967年，成為復校運動的制度基礎。司徒衞的1922年，已經在為1967年鋪路。
從這個角度看，司徒衞在香港所做的工作，是一次預先完成的歷史準備。他把嶺南從康樂園帶到香港，帶到上海，帶到澳門，帶到西貢，使日後嶺南在失去原有大學建制後，仍有可能在不同地方重新成形。這正是「形式守護」的另一種體現：不只是設計一個標誌，而是在不同的土地上建立可以延續的學校，在學校裏培育寄宿文化以凝聚共同體，以及在這些學校的背後，編織一張足以支撐它們持續運轉的人脈網絡。